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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中央頒布《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八項規定》及關于鼓勵節約、整治浪費的規定后，全國各地已迅速掀起了限制公款走訪、送禮、宴請、旅游等消費的浪潮，并很快波及企業集團高檔消費，其聲勢、影響之大，已使高檔餐飲、高檔煙酒、奢侈品銷售收入增速急劇下滑，甚至絕對減少。鑒于高檔餐飲和奢侈品店鋪在內地和港、澳兩特區都是高檔商業物業重要租戶，高檔餐飲和奢侈品店鋪成為從需求方向推動商業物業房租上漲的關鍵力量之一，如能善用高檔餐飲和奢侈品店鋪銷售收入下滑的態勢，可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遏制房租上漲勢頭，平抑房地產市場泡沫，放大政府限制公款消費的政治經濟收益。
我國餐飲業自上世紀九十年代起步入高增長時期，1991—2012年銷售收入年均增長20%以上，比同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均增速高出約7個百分點，幾乎所有年份銷售額增速都超過13%，
其增速之快、持續時間之長，為其他行業所未見。2007—2011年間，我國限額以上住宿業企業和餐飲業企業（年主營業務收入200萬元以上）餐費收入從2427.0億元增長至4755.8億元，在餐飲業企業中，正餐服務業2011年餐費收入達到2542.8億元，其他餐飲服務業餐費收入114.0億元。餐飲業的利潤率是零售業的4倍多。
在房地產泡沫沖擊下，北京某餐飲連鎖企業2002—2012年間房租上漲400%乃至500%以上；
但正由于利潤率較高，餐飲業（特別是高檔餐飲業）和奢侈品店鋪能承受較高房租水平而在房租暴漲之時還不斷擴張營業面積。近兩年主要城市房租猛漲，連一些大商場、大超市也難以承受而紛紛撤出黃金地段，轉向租金較低的社區和郊區，高檔餐飲和奢侈品店鋪則大力擴張。2011年，整個限額以上住宿業和餐飲業餐飲營業面積就從上年末的6249.4萬平方米擴張到13630.8萬平方米，增長118%；其中住宿業企業餐飲營業面積從2269.6萬平方米擴大至4279.7萬平方米，增長89%；餐飲業企業營業面積從3979.7萬平方米擴大至9351.1萬平方米，增長135%。在房地產市場上，銷售價格和租金相互作用，且高檔物業通常扮演“頭羊”和“風向標”角色，其銷售價格和租金的漲跌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整個市場走勢，高檔餐飲和奢侈品店鋪在黃金地段的大幅度擴張，有力地支持了高檔商業物業租金的上漲，進而為整個房地產市場的上漲推波助瀾。
與此同時，餐飲業又是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2011年末規模以上餐飲業直接從業人員就有227.8萬人，規模以上住宿業直接從業人員215.7萬人，
奢侈品銷售店鋪每個營業員服務的顧客人數也遠遠少于一般零售企業。由于職業特點，這些從業人員往往不能如同許多工廠工人、公司白領、科技人員那樣居住郊區而每天花費幾小時通勤，必須在工作地點就近居住；而眾多餐飲業等服務業從業人員集中居住在城市中心地帶，又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住宅租金的上漲。
此次抑制三公消費啟動后，各大城市奢侈品消費增速急劇下跌，原來貨源緊俏的熱門奢侈品很短時間里就變得貨源充足而客流量稀少，奢侈品業內人士普遍預計2013年將成為中國奢侈品市場的“寒冬”，高檔餐飲消費也大幅度下降，依賴政府和商務接待的高檔酒店出現“退訂潮”。在中國烹飪協會組織的調查中，受訪的近百家企業，有60%出現退訂，超過10%的企業退訂率在20%以上，且多屬高檔餐飲和星級飯店。商務部抽樣調查結果顯示，蛇年春節期間各地重點監測高檔酒店營業額普遍下降，北京高檔餐飲企業營業額下降35%，上海下降20%以上，浙江下降20%以上。
形勢比人強，眼下奢侈品和高檔餐飲店鋪承受高租金的能力已大為削弱，其出路有兩條：其一是繼續承受原來的高租金不變，等待限制奢侈性公款消費虎頭蛇尾一陣風過去；其二是壓迫租金下調，至少是停止繼續上漲。高檔餐飲行業企業及其協會組織當然更傾向于出現第一種情況，為此，他們會用就業、稅收等理由游說政府決策部門放松政策；但從國家全局來看，第二種情況無疑更為理想，因為我國房地產市場泡沫已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成為全社會怨聲載道的政治問題；遏制房價和房租漲勢以免失控，是我們面臨的重要任務；為此，我們需要發掘利用一切可行的渠道。有鑒于此，筆者認為，我們應當善加利用奢侈品和高檔餐飲業的蕭條施壓高檔商業物業租賃市場的趨勢，保證限制奢侈性公款消費政策延續足夠時間，并形成可持續的長效機制，力爭借此壓下高檔商業物業租金漲勢，甚至使之下滑。為達成上述目的，政府部門在有必要的情況下可協調高檔商業物業業主和租賃雙方重訂此前過高的租金水平，幫助上述行業平穩過渡，減輕限制奢侈性公款消費政策不可避免帶來的震動，最大限度化解抗拒這一政策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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