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去年3月28日國務院決定在溫州開展金融綜合改革以來,溫州經濟就一直聚焦在鎂光燈下。溫州金融綜合改革適逢溫州經濟下行、信貸風波暴露之際，試驗探索、改革成效和公共預期等因素交織在一起，引起人們廣泛關注。
試點以來，當溫州經濟在下行周期中回穩重起的速度與社會期望值出現差異之后，輿論開始慢慢轉而質疑改革的作用和有效性。有觀點更是將溫州經濟出現的問題歸咎于金融綜合改革，或者將溫州經濟紓困無力直接歸因于溫州金融綜合改革沒有進展。
溫州經濟到底怎么了？為了剖析溫州經濟面臨的困境，找出溫州經濟下滑的深層次原因，《第一財經日報》專訪了中國農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向松祚。
溫州經濟的困境
第一財經日報：“溫州模式”輝煌30年之后，溫州經濟發展進入難以紓困的境地。在您看來，溫州經濟面臨的困境何在？最近兩年溫州經濟為何增長乏力？
向松祚：我覺得溫州經濟目前面臨的最大困境就是經濟增長乏力。2012年1~2月，溫州經濟增速首次出現負增長，去年前三季度GDP增速更是在浙江省內墊底。從2010年8月起，溫州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同比增速從29%的高位回落。
實際上，溫州經濟下滑不是這兩年才發生的。早在2003年溫州經濟增速就滑落到浙江省倒數第二，2004年溫州經濟出現1.1%的負增長。2002~2011年間溫州經濟增速低于浙江省平均水平，基本上就處于停滯徘徊狀態。
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的數據顯示，2002~2011年，溫州GDP年均增速為11.9%，平均增幅比前十年下降7.8個百分點，比杭州、寧波、青島和廈門四個標桿城市分別多回落4、4.7、8.2和3.7個百分點，回落幅度十分明顯。
日報：其實經濟增速放緩的地方不僅僅是溫州，溫州之所以引起如此廣泛的關注，還在于民營企業資金鏈斷裂引發企業主“跑路潮”。
向松祚：你說得很對。這也是我想講的第二個溫州經濟面臨的困境。溫州民營經濟發達，對溫州經濟貢獻也很大。據統計，2011年溫州工業企業數量占比中，個體戶為77%，民營工業企業為22%，國有、集體及三資企業僅占1%。
長期以來，溫州民營企業杠桿率較高，其中短期負債比例偏高。除部分自有資金外，主要來源于銀行信貸和民間借貸。據統計，2011年溫州企業資產負債率70%以上，而全國規模以上企業平均資產負債率僅為58.1%。隨著溫州民營企業多元化擴張，大批企業跳出本業進入礦產資源、房地產、造船和金融投資等資金密集型行業。
日報：自從溫州金融改革以來，大家最關心的就是溫州民間借貸危機。您如何評估這個危機對溫州經濟的影響？
向松祚：溫州民間借貸危機表明溫州金融風險正在逐步顯現。一方面，由早期少數企業主出走逐步演變為民間借貸鏈條斷裂、借貸中介倒閉的態勢。個別企業主“跑路”導致企業與銀行貸款擔保的互保圈斷裂，難以續貸。借貸危機通過互保、賒銷、供應鏈、相互借款等鏈條又不斷擴散和蔓延，最終形成“多米諾骨牌效應”。到2011年9月底，溫州民間借貸風波爆發。
另一方面，隨著出險企業及其關聯企業債務風險擴散，民間借貸風險逐步向銀行體系傳導。溫州銀行系統的不良貸款余額和不良貸款率逐月上升，不良貸款率從2011年初的0.44%上升到2012年11月末的3.43%，飆升近8倍。
溫州民間借貸風波造成的一個嚴重后果是社會誠信度下降，人與人之間信用出現問題使得社會交易成本趨向無窮大。由于市場信心尚未走出低谷，在民間借貸市場仍然萎縮的狀態下，擔保鏈、擔保圈斷裂風險隱患依然存在，市場信心有待于穩定和恢復。
溫州經濟下滑的深層原因
日報：溫州經濟困境您談到短期的金融風險，也談到長期的經濟停滯，這里面的深層次原因是什么？
向松祚：造成溫州經濟困境的原因有很多，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滯后導致的事業支撐缺失是其重要原因。
改革開放初期，溫州選擇生產與國有企業具有較強互補性、較低競爭性、較小體制和資本制約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并取得極大成功。這種產業結構演化創造了“溫州模式”，也形成了一定的路徑依賴性，在新形勢下由于未能進行適應性調整，各種弊端開始顯性化，最終由先發優勢陷入所謂的“代際鎖定”，即一代又一代產業格局與交易方式的固化。
現階段溫州產業結構以低端制造業為主，處于產業鏈和價值鏈的低端，產品生產以勞動密集型為主，附加價值低，平均利潤只有5%左右。
溫州產業結構層次相對較低的同時，其產業規模也缺乏“質”的內涵。溫州企業自主創新能力薄弱，所生產的皮革制品、服裝、塑料制品和打火機等產品缺乏核心技術和研發力，趨同現象非常嚴重。
日報：溫州企業自主創新能力薄弱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向松祚：科技經費投入強度偏低是主要原因所在。據統計，2011年溫州科技經費投入總額57.02億元，占GDP比重為1.67%，在省內僅高于麗水，明顯低于杭州、寧波、嘉興和紹興等城市，比重居浙江省第10位；研發經費投入36.80億元，占GDP比重為1.08%，也遠低于杭州、寧波、嘉興和紹興等城市。
由于在高端市場上形不成競爭力，溫州企業長期實行“低成本，低價格”競爭策略，靠“量”的擴張而非“質”的提升來參與國際競爭。這不僅容易引起國際貿易爭端和反傾銷調查，增加企業生產成本，制約企業轉型升級，陷入“低價低利”惡性循環，而且也造成溫州產業結構總體水平較低，經濟缺乏帶動力強的高新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
作為外向型經濟模式的實踐者，溫州經濟屬于典型的外向型經濟模式，受外部影響也較大。
日報：溫州自有資金充裕，為什么沒有把錢投到自主創新和產業升級上？
向松祚：溫州市場競爭理念極為濃厚，每一分投資都希望能獲得最優回報。在本地經濟競爭激烈的情況下，溫州的民間資本開始向全國乃至全球擴張，尋找新的利潤增長點。大量資金外流通過價值創造振興了資金流入地區的經濟，而無助于溫州本地的產業結構優化。
溫州統計局調查顯示：近十年溫州本地現有工業企業和整體外遷企業對外累計投資額至少達1025.6億元，相當于溫州本地限額以上工業性投資的52%左右。
在資本外流的同時，本地企業并沒有及時進行產業結構優化調整，反而一些實業資本“脫實向虛、以錢炒錢”，將利潤甚至貸款投向房地產、煤礦等高風險行業，不僅風險隱患加大，并且加劇了溫州“產業空心化”。
產業資本“脫實向虛”的一個嚴重后果是助推經濟泡沫。在實業收益率和虛擬經濟投資收益率相差較大的情況下，大多數溫州企業受資本利潤誘惑，不能守住實業，紛紛以抵押貸款方式籌集資金，轉而投向金融和房地產等行業。這種域內貸款、域外投資方式，極大地推動了溫州經濟空心化。
日報：除了產業結構問題和民間資本外溢之外，影響溫州民營經濟的因素還有哪些？
向松祚：溫州民營經濟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對土地、原材料、能源和勞動力等資源的依賴度很高，其經濟增長受資源要素瓶頸制約也是較大的。
煤炭、鋼鐵等所需資源都依賴“進口”，溫州的制造業成本比其他省市高出近15%。民間資本過多還推升土地價格，此外勞動力成本高、人力資本匱乏也是原因。溫州高學歷人才比重相對偏低，科技人員更是偏少。據統計，2011年末，溫州擁有科技人員4.86萬人，居浙江省末位。
還需要強調的是，溫州經濟以民營企業為主，基本上以家族式經營為主。家族企業缺乏現代合作精神。溫州實體企業規模較小，中小企業家族理念根深蒂固，缺乏現代企業公司治理結構，更偏重于個人奮斗，在全國各地的160萬溫州人大都采取獨立經營的形式。這不利于企業成本的降低，阻礙了產業組織優化與產業結構調整，使得企業發展前景受限，最終導致許多溫州企業固守低端產業，各自為戰。
怎樣重振溫州經濟
日報：綜合來看，溫州經濟問題的病根何在？
向松祚：溫州經濟問題的本質是“溫州模式”發展30年后，因“代際鎖定”導致經濟結構轉型升級跟不上全社會改革步伐，長期陷入粗放式增長困境，在國際國內經濟形勢變化影響下衍生的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在巨大的利差面前，溫州的企業家沒有守住實業，身陷經濟泡沫而引發民間借貸風波，并將風險傳導至金融領域。
日報：既然清楚病根所在，那么應該如何解決溫州經濟問題呢？
向松祚：關鍵在于打破“溫州模式”的瓶頸。
第一，產業轉型升級是根本出路，這是基本途徑。具體舉措，一是降低金融業等服務業的準入門檻，提高壟斷行業的競爭水平，積極引導和鼓勵民間投資流向實體經濟領域，以支持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的良性循環。二是加大投資，改善基礎設施和投資環境，優化金融生態，吸引溫商回歸，努力打造良好的中小企業生存發展環境。三是將部分優勢不再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技術密集型產業，大力扶持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將科技與資本密切結合，推動科技產業化、市場化。四是加快溫州的城市化步伐，解決溫州文化的相對封閉性和對外開放的相對滯后，為城市人口和產業集聚、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文明形成打下基礎。
第二，金融服務是有效輔助。就金融資源而言，浙江金融機構數量僅次于上海和北京，金融機構信貸投放的風險容忍程度超過金融更為發達的上海和北京。溫州應當抓住金融綜合改革先行先試的有利時機，積極探索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實體經濟的有效途徑，創新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模式，更好地引“金融之水”灌溉“實體經濟之田”。
政府自身要加大投入力度，建立政策性投資機構、政策性投資引導基金、政策性擔保機構，為產業調整升級提供政策性扶持。要鼓勵和大力發展創業投資基金和私募股份投資基金，為科技型中小企業的成長和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提供資金支持，加快科技成果產業化、市場化。政府還要引導金融機構支持適合本地發展的支柱產業和新興產業發展，支持企業科技創新和節能減排。另外要拓展債券市場融資渠道，大力發展PE和VC等股權投資基金，引導浙商、溫商回歸投資。
第三，政府經濟重振的戰略規劃和戰略決策是關鍵。溫州實體經濟的重振不能僅靠金融支持，除了貨幣信貸政策外，還需要產業政策、稅收政策、土地政策等一系列政策體系的配合，單靠金融的力量遠遠不夠。政府引導合理制定產業發展戰略，適當調整內外型經濟結構比重，鼓勵和引導民營企業加快股份制改造，重塑市場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