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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的春天，江南大地春光明媚，但對尚德集團來說卻是無比煎熬，內有創始人施正榮“被辭職”引爆的權力斗爭，外有40億元即將到期的債務壓頂。與此同時，其他幾家國內知名光伏企業，如英利、賽維和天合光能日子也不比尚德好過多少。尚德集團的內外交困預示著光伏行業多事之秋遠未結束，甚至即將迎來生死存亡的冬天。
但是，不管光伏行業前途多么撲朔迷離，有一點是確定的，那就是地方政府不遺余力地對于光伏行業的拯救。例如，賽維是江西省第二大納稅人，圍繞賽維江西省已布局了預期1500億元的產值，而且引入了100多家光伏上下游企業，后期規劃產能達到5000億。如果這家企業破產了，不僅威脅到數萬人就業和250億元的債務（主要是國內銀行貸款），而且據測算，破產將導致企業所在地新余市的經濟將倒退10年。尚德所在的江蘇省更是我國的光伏大省，以尚德為核心全省布局了600多家光伏企業，從業人員超過12萬。因此，歐洲、美國去年“雙反”導致出口基本停頓后，我國拉開了拯救光伏行業的序幕。例如，國開行內部圈定“六大六小”重點支持企業，其中就包括問題嚴重的尚德和塞維；在分布式發電難以實現的情況下，國家能源局依然出臺了國內消化產能的扶持政策；地方政府更是不遺余力，銀行貸款免息、延期和支持比比皆是，而新余市政府更是不惜將塞維到期債務納入財政預算來幫助這家民營企業渡過難關。
2005年各地大干快上搞光伏，很難想象短短7年時間就出現冰火兩重天的命運。從國際看，光伏在新能源產業序列中發展和應用并不是十分順利，除了環保外，無法在短期內克服成本劣勢。因此，國際上對于新能源產業的扶持在于前期研發和終端發電企業以及廣大的光電用戶的補貼，前者解決社會資本不愿意進入新技術研發的問題，后者在于適度縮減光電能源應用相比傳統能源在成本上的絕對劣勢，以便為長期內降低邊際生產成本，并為獲得推廣和市場認可贏得時間和空間。二者結合是產業激勵的可行路徑，同時不失對市場規律的尊重。
但是，我們的支持集中在中端光伏生產設備（組件）制造的補貼，補貼的對象是微觀生產企業，形式是為生產企業提供土地、稅收、貸款優惠。目前，國內在建或擬建的光伏產業園大概有100家，全國600個城市中約一半的城市計劃發展光伏產業。2004年，我國光伏產業還默默無聞，如今已成為世界最大的太陽能面板生產國，占據了歐盟市場80%、全球市場的65%，總體產能已經達到全球需求的兩倍。
政府之所以如此重視對中端制造企業的補貼，而不愿意在前端研發和末端消費上補貼，就在于中端補貼可以在短期內成就巨大的資本形成，有利于地方經濟增長、就業擴大和稅基規模，而在前端和末端的補貼則沒有這樣的短期效應。但是，這種扶持模式對企業來說卻提供了不當的激勵，不利于企業進行自主創新和培育核心競爭力，相反卻激勵了企業利用政府提供的低廉生產要素和信用背書去追求產能，甘當新能源產業鏈條上低端生產者角色。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需求銳減的情況下，本是收縮產能、結構調整的大好時機，但光伏產業卻憑借地方政府的低要素成本支持而逆市增長，這不僅埋下了“雙反”的伏筆，而且造成光伏徹底綁架政府的局面。
光伏之困折射的不僅是傳統經濟增長模式的困境，也是我國戰略性新型產業發展的困境，進一步講也是我國經濟轉型的困境。光伏產業案例表明，我國新型產業發展依舊在走“老路”。在外需萎縮和國內消費填補條件不具備時，盡管這一模式之弊盡顯無遺，卻“大而不倒”，被綁架的政府為尋求短期增長而試圖將問題掩蓋，不僅錯過了解決問題的最佳時機，而且增加了未來解決問題的成本。在這種易產生道德風險的模式下，雙方只追求短期利益，而可持續增長和市場秩序形成卻漸行漸遠。相比之下，“次貸”危機后，美國之所以不惜挫傷自己的核心競爭優勢——華爾街，通過企業倒閉和經濟下降來規范人們行為方面的漏洞，立足點就是對公平市場秩序的維護和政府行為的規范。
上世紀90年代，在傳統制造業全面開放并向現代制造業轉變的過程中，我國并沒有在獲得競爭優勢，而將自己完全釘在了國際分工鏈條上低端的十字架上，根本原因就在政府行為不當破壞了市場秩序。而值得警惕的是，在我國致力于發展戰略性新型產業和實現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這一問題并沒有避免，反而變本加厲。“十八大”報告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在環境承載、要素成本和外需空間已經不容許的情況下，轉變政府行為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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