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絡改變了人們的生活，這話一點沒錯。剛剛經歷了癸巳春節的國人，在匆匆恢復了上班族的生活節奏后，才過了三周，卻恐怕已想不起這個年是如何過的。這倒并非是因為記性變得有多差，而是現在的過年實在沒有特別讓人記憶深刻的東西。網絡已覆蓋了過年應有的內容，或短信，或電子郵件，或微信，或微博，連電話都懶得打了。當然，話說回來，這也符合禮輕情義重的道理。至于這情誼是否還成色十足，卻已沒法證實了。好在網絡告訴每個人，親朋好友都惦記著自己呢，這種感覺也還是蠻甜蜜的。只是這親朋好友的音容笑貌具體如何，則越來越模糊了。
網絡讓人際交往越來越符號化，這其實有著某種經濟后果。
交往的符號化并不僅僅是從網絡時代開始的。一個有趣的現象是，隨著收入水平的上升，物質越發豐富，符號化就開始了。在筆者的印象當中，早年間農村貧窮，缺吃少穿是普遍現象，所以過年就顯得尤為隆重。一來過年通常會殺一頭豬，年前就需要給長輩們送去幾斤肉，家里有老人的自然就能收到更多豬肉禮物，也就意味著年后有點肉吃，盡管都是腌制的。二來過年會相互拜年，自家買也好，親朋好友送也罷，好歹有糕點吃，并且客人來了，按我們當地習俗，少不得有雞蛋吃。總之，那時候的過年是實實在在的，因為過年起到了改進家庭生活福利的作用，并且對于相對貧窮的家庭，還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家庭之間的支付轉移。那個時候的過年是有著實實在在的經濟后果的，不僅能促進消費，而且還能降低家庭間的收入差距，更重要的是，相互拜年促進了家庭之間的交往。按經濟學的術語說，這種交往就是社會資本。
隨著收入水平的上升，家庭生活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不再為沒肉吃發愁了。對于過年而言，家庭相互之間的饋贈顯得不那么重要。但或者基于習慣，或者基于面子，在拜年的時候，手還是不能空著的，好歹也提上一盒糕點，或者其他什么東西。但在人們的心目中，禮物已不再以消費為主要目的，更多是作為一種禮節的符號。也就是說，我去你家拜年，帶著禮物去，說明對這種情誼的重視。禮物蛻變為一種符號，一種交往的表征，而不再具有轉移支付的作用。同樣，去親戚家，吃雞蛋之類也不再是出于消費的目的，同樣蛻變成一種符號。總之，收入上升逐步讓拜年形式化，這在沒有網絡的時代已經開始了。
收入上升導致了家庭之間的轉移支付功能下降，特別是個人風險通過社會保障實現社會化管理，進一步弱化了家庭之間的救濟必要性，使得以轉移支付為紐帶的家庭交往逐漸退化成為一種情誼的表征，這種表征通過禮物體現出來。結果，人們更多關注的是這種符號的形式，而不再是這種符號本應有的功能。網絡則進一步強化了這種符號功能。由于不需要轉移支付，不需要通過交往來改進人們的消費，實物型符號也就顯得似乎不那么重要了，反正都是情誼表達嘛，文字比實物更便捷，也更容易展現內心的世界，于是網絡提供了人們純粹文字交往的時代，或者說開啟了人們精神交往的時代。當然，這種所謂精神交往，本意是逢年過節時相互問候的一種形式，而網絡賦予了這種形式以更具現代意義的符號，似乎人們從物質交往過渡到精神交往，應該是一種升華才對。但從經濟學意義上說，未必如此。
人們之所以更多選擇文字交往，看起來是尋求某種精神形式的境界，實則因為文字交往成本更低。既然交往已經符號化，那么不妨尋求成本最低的符號表達方式。按下發送鍵，大概是無成本的。特別是大量的專業制作問候語，只需要你轉發下，群發下，@下，就可以通過網絡涵蓋你的所有親友，和傳統的走親訪友相比較，網絡化交往顯然接近了零成本。這就是網絡化交往成為社會主流的原因。假如網絡化交往所帶來的這種成本節約能轉移到生產部門，那就意味著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提高了，因而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但假如這種成本節約并不意味著資源向生產部門轉移，并且反而可能引致資源的浪費，那么這種交往就可能阻礙經濟增長。
顯然，身處網絡化社會，人們通過選擇無成本的交往方式，所節約的時間并不必然用于生產領域，而是用在了閑暇，而與過去的社會交往相比，這閑暇也同樣未必帶來更多的需求增加。更重要的是，網絡化交往降低了人們相互之間走動的頻率，增加了社會個體相互之間的孤立感，看似每人都成為網絡上的一個節點，但各節點相互之間并沒有頻繁互動，也就無法形成過去交往模式中所特有的團結規范。結果，網絡化交往提高了社會的原子化，降低了個體所賴以生存的親友網絡的密度，自然也就相應降低了社會資本。這也恰恰是普特南在觀察美國社會時所認識到的問題。
所以，當你在按手機發送鍵時，實際上意味著社會資本的流失，這可能損及經濟增長，你信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