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已經公布，待大會批準后將付諸實施。這次改革并未涉及一行三會職能的整合，體現了循序漸進、看準先行的原則，也說明一行三會職能設置是符合現實需要的。不過，沒有大動作不等于無所作為。
通過完善立法，促進監管機構的職能轉變是重要步驟之一。對現行《證券法》中不適應和缺失的部分進行修訂完善十分必要，已有部分代表、委員提出相關議案、提案。其中，有的建議內容屬于市場主體可以自身調節，或屬于在證券法之下操作層面的事項，不宜納入，否則，“基本法”就可能陷入“婆婆媽媽”、雞毛蒜皮、過于瑣碎，反而妨礙市場朝前走。
現行《證券法》是2005年10月修訂、2006年1月實施的，實施7年來，特別是股權分置改革以來，新情況新問題不斷出現，創新活動風起云涌，修改勢在必行。比如，該法對早已遍地開花的私募行為尚無相應的監管規定，對債券市場、場外市場體系缺乏相應的規范條款，對大量非上市公眾公司的發行交易行為也沒有涉及。對于證券公司的管制性規定過多，不利于證券行業壯大實力、創新發展。同時，該法對證券范圍定義過窄，已經制約了行業創新和開放，也不利于防范和管控金融風險。
去年以來，證監會等部門對《證券法》實施效果進行了全面評估，就相關條款進行了比對討論，提出了系統性意見。這些意見總體上是貫徹2004年“國九條”并總結市場發展經驗的寫照，有助于完善證券法律體系。
筆者注意到，代表委員們提出的修改建議，涉及發行交易行為、與證券行為相關的公司治理事項、投資者保護、交易所制度等，多來自于市場實踐，不少可以融入此次修改當中。但也有一種情形值得注意，有的把市場主體可以調節的事項、行業自律組織應當承擔的事項、監管當局可依法在執行層面處置的事項、應當依法逐步取消的行政性審批事項等，混雜在其中；還有的建議過于事務性，具體和瑣碎，比如建立債券創新機制、促進公司債券衍生品發展，健全企業重組退出機制、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完善公司法人治理、強化公司信息披露，完善有利于上市公司分紅的稅收法律制度等。
筆者認為，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個人在經濟社會事務中扮演不同角色，發揮不同作用，承擔不同責任。我們的社會要良好運轉，這四者必須嚴守分際，各負其責。資本市場作為改革開放的風向標，應當走在前面，更好地落實四者分際和協調關系；而不宜把所有的監管訴求統統裝入《證券法》，還要給其他專項法律留出空間，給實踐留有余地。
客觀而言，我國立法工作在很大程度上還具有"部門立法"的特征，立法機關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賴行政部門的意見。所以，防止借修法擴權十分重要。《證券法》修改應當按照政府職能轉變的要求，真正落實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的原則。在此基礎上，從覆蓋市場體系、強化主體責任、提高監管效能上多下功夫，同時把該交給市場和社會組織的責任義務交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