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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事先已有還會漲價的心理準備，但蛇年春節之后上海第一次私家車額度拍賣結果仍然讓人大吃一驚。2月的車牌最低成交價83300元，比上月大漲8300元；平均成交價83571元，比上月漲8239元。至此，上海的私車牌照價格成功“破八”。市場驚嘆之余，已迅速把年內車牌價格的預期提高到10萬以上了。盡管上海市交通港口局表示，將研究措施，堅決抑制車牌價格過高過快上漲。還是有人揶揄說，上海購車成本將繼購房之后，成為家庭消費支出的又一大塊，而相關政府部門早晚會推出行政限購措施，如同調控樓價一樣來調控車牌價格。當然，相比北京的搖號制度，上海的私車額度拍賣制度還算是更為市場化的。只是，世博會“城市，讓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 Better
Life）”的口號言猶在耳，可上海居民猛然發現，眼下居住、交通的生活成本，間歇產生的霧霾和飲水安全，讓城市生活更美好的愿望還需要通過艱苦的努力才能實現。
新一代領導層已下定決心利用城鎮化來促進中國未來十年乃至二十年經濟繼續發展的戰略。而現實表明，如何在下一波城鎮化大潮中既能通過推行城鎮化，切切實實降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使城鎮化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助推器和新引擎，又能盡力避免過去幾十年我國城市發展實踐中出現的各種“城市病”，是一個無法繞過去的艱巨挑戰。
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市場的邏輯和經濟規律異常強大，違背這些邏輯和內在規律的經濟政策往往會事倍功半，有時甚至還會帶來巨大的社會資源浪費和其他嚴重的社會經濟后果。這方面的慘痛教訓，六十多年我們已經歷過很多了。當政府使用大量的經濟資源來推進城鎮化的時候，千萬不能忽略了尊重其中的內在規律，理該心懷敬畏地順應之。城鎮化絕不是把農民從平房引進樓房，道路平整成水泥柏油路面，多建些公園，綠地等公共基礎設施就能實現的。鄂爾多斯的康巴什和最近陸續被媒體披露出來的硬件完善，但是到了夜晚就鮮有人跡的“鬼城”，正是那些地方政府不顧城市經濟內在規律蠻干的結果。
從長遠來看，最為理想的局面是在我國經濟增長模式不得不轉型的大前提下，通過推動城鎮化建設，使得城鎮化和我國經濟的長期可持續增長互為表里，相輔相成。人口與資本等要素在中國地區之間的流動驗證了這一點。盡管中國西部大開發已持續了超過十年，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和市場化改造都已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就，但是東部沿海省份仍然吸引了大多數的流動人口和資本投入。當人力和制造成本攀升導致部分東部沿海地區的外資制造類企業準備轉移工廠應對的時候，中西部地區并未成為這些企業的首選方向，期待中的產業由東部沿海向中西部內陸的梯度轉移并未出現。相反，大多數試圖控制成本的外資類企業將眼光盯向了諸如柬埔寨、緬甸和越南等東南亞國家。我國中西部地帶耗費大量真金白銀建起了的機場，高速公路等硬件投資，并沒有如梧桐樹一樣引來期待已久的鳳凰，反倒因為大量的財政投入引發了外界對于地方政府財政健康水平不同程度的擔憂。美國的“末日博士”魯比尼就以中西部多余的基礎設施作為中國經濟將要硬著陸的直觀指標之一。而另一方面，哪怕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上無法享有與戶籍人口一樣的待遇；哪怕不得不忍受越來越高昂的生活成本；哪怕不得不呼吸著對身體損害極大的霧霾，流動人口仍然“義無反顧”地如潮水一樣涌向東部沿海地區，涌向了京、滬、穗、深等一線城市。原因無他，經濟規律使然。當人們看到了對自己成本收益最有利的機遇時，他們自會用腳去投票。無需號召，更無需政策引導，人群逐利而去如同大江東流，勢不可擋。
在未來十年城市化的進程中，中國的經濟增長能否成功完成轉型，取決于能否順應并尊重經濟規律。而政府的作用則在于盡力為經濟規律更為有效地發揮作用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減少負面摩擦因素，更好地為包括人口在內的各種要素流動創造更便利的流通條件，提供更優良的公共服務。在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都能讓居住在城市的人口感受到安全，便利和溫暖，而無論他們的戶籍和所處的社會階層。毋庸置疑，要達到上述標準，僅靠目前城鎮化模式下的公共硬件基礎設施是遠遠不夠的，對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和水準有極高的要求。但這是真正能讓國人享受到上海世博會“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追求，感覺到城市讓自身生活變得更美好的唯一路徑。舍此之外，別無他途。所以，我國新一波城鎮化大潮中將面臨的從樓價到交通到空氣質量等一系列問題，都離不開順應而不是行政命令式的剛性管理這條科學，高效的城市管理的基本原則。
政府有所為有所不為，才有望成為成功的城市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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