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十八大重要思想的延續，在今年的“兩會”上，新型城鎮化無疑成為最受關注的話題之一。目前全社會在新型城鎮化問題上已形成了一些共識，人們期盼新型城鎮化能夠矯正現行城市化過程中的種種弊端，寄望它能解決好現行城市化模式所產生的尖銳矛盾，真正實現社會的和諧發展。由于今年的“兩會”是換屆大會，如何將共識付諸行動，將愿景變成現實，新一屆政府的新型城鎮化戰略如何破題，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
近十年來，中國城市化進程有加快的跡象，但也產生了很多的問題，有些問題還相當嚴重。其突出表現就是土地財政、房地產經濟、貧富差距拉大，總而言之，過往的城市化重點是土地的城市化，人的城市化明顯滯后。這種城市化模式是中國經濟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重要根源之一。因此，新型城鎮化上升到了系統解決方案的高度。對于新型城鎮化的內涵，從官方到民間已經作了很充分的揭示，形成了相當多的共識。這些共識包括：新型城鎮化要改變過去那種片面重視土地開發和房地產經濟，更加強調“人的城市化”，而“人的城市化”前提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城鎮化要和工業化良性互動、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城鎮化要與工業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新型城鎮化涉及農業集約化生產和農村土地流轉；新型城鎮化要求政府實現職能轉變。
共識已形成，愿景已繪就，但要將愿景變成現實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能低估了新型城鎮化實現過程中的困難。
首先，新型城鎮化面臨慣性的阻礙。過去那種以地生財，以發展房地產拉高GDP，人為抬高房價，最終形成城市規模快速膨脹但農民入城難落根難的局面雖然遭人憎恨，但要打破慣性絕非易事。新型城鎮化，意味著要控制房價上漲，要建大量價格讓農民能夠承受的住房，地方政府像運營公司一樣運營土地和房地產，包賺不虧的時代應該結束。突然打斷它們熟悉的、得心應手的操作模式，必然會讓它們無所適從，會遭到它們的抵制。
其次，新型城鎮化涉及復雜且巨大的利益調整。這種調整絕非小打小敲的邊際調整，而是一種徹底的利益格局重塑，在這一過程中，原來有些強勢得益者必須作出一些犧牲，要對原來的受損者進行必要的補償，顯然，這一過程不會很順利，它必然會遭到既得利益集團的頑固抵抗。
在利益調整的過程中，牽涉到最關鍵的角色是地方政府。在原城市化模式下，地方政府是凈得益者，土地利潤提高了財政收入，而房地產開發又拉高了GDP，但在新型城鎮化模式下，對農民土地的補償要提高，房價也不能再大幅上漲，同時，還必須為進城農民提供教育、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地方政府是城市化模式轉變過程中的“凈受損者”。如何轉變思維，轉變職能，適應新型城鎮化對政府定位的新要求，這是新型城鎮化推進過程中面臨的一個重大挑戰。
與此同時，附著在原有模式之上的開發商集團、投機者集團以及部分腐敗官員，是原模式下的最大得益者，新型城鎮化要成功，必然會觸動他們的利益，他們可能成為抵制者。如何打破既有利益格局，人們都在拭目以待。
第三，新型城鎮化必須注意節奏，必須把全國范圍內的普遍性和各地的特殊性相結合，穩步推進。日前，習近平總書記在“兩會”地方代表團座談時表示，新型城鎮化慢不得，也快不得。顯然，新型城鎮化的節奏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推進太慢不利于眾多復雜問題的盡快解決，也會阻礙我們邁向經濟現代化的步伐，但是，和其他由地方來執行的政策一樣，我們面臨的最大風險不是推進過慢，而很可能是推進“過快”。在現有體制下，最大的風險是大干快上，重走老路，重拾原有模式。
由于城鎮化涉及經濟、環境甚至文化的方方面面，如果地方政府仍然受政績驅動，不結合本地實際，不注重弱勢群體利益，以強勢姿態推動，則有可能造成不可逆的后果。當前，有些地方就打著新型城鎮化的旗號，行趕農民上樓之實。此類現象的出現，仍然是舊體制在作怪。
總而言之，新型城鎮化是一項艱巨的事業，它的核心在“新”上，新型城鎮化最大的妨礙是舊的體制、舊的利益格局，要確保其成功，就必須有一個系統性轉變，而最核心的仍然是政府職能的轉變。即政府告別經濟運營角色，變成一個真正的公共服務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