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鎮化是未來十年中國突破“中等收入增長陷阱”的關鍵抓手，也是中國經濟新的增長動力。然而，新型城鎮化不能變成“趕農民進城”，新型城鎮化的關鍵是在土地制度改革上尋求破題。
理論上講，新型城鎮化能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新的驅動力，是因為它能夠打破二元經濟結構失衡，創造新的要素組合。事實上，二元結構失衡不僅是中國內部失衡的最大癥結，也鎖閉了中國經濟成長階段最重要的內需增長。未來中國新型城鎮化以及要素市場化，都要從土地完整確權上做文章，這將是推動更廣泛和更深入制度創新的關鍵。
近年來，中國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二元特征也在不斷強化。城鄉結構的失衡引發了經濟結構失衡、分配結構、投資結構失衡等一系列內部失衡。
農業經濟發展緩慢、農民致富困難、農村消費不足，使城鄉二元結構矛盾日益突出。一方面，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不斷上升。世界銀行報告顯示，從2000年開始，我國基尼系數已越過0.4的“警戒線”，代表城鄉差別的“城鄉居民收入比”也日益擴大。另一方面，由于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根據要素貢獻大小進行的，較高的勞動生產率對應較高的收入。因此二元經濟結構強度越大，城鄉間收入差距也就越大。據統計，2008年中國GDP結構中，農業創造的增加值占全部增加值的11.2%，但這些財富是靠40.8%的勞動力完成的，也就是說40.8%的人創造了11.2%的財富。由于農村經濟分散，很難形成規模效應，農村投資邊際效用是下降的。
中國未來的發展前景是城鎮化，而城鎮化的本質是實現城鄉經濟一體化。建立均衡式的城鄉互動和工農互動增長機制，要將國家從農業轉出發展要素資源的格局，調整到工業向農業轉入發展要素的格局上來，對整個農業發展給予根本性補益。
下一輪改革的核心內容是要素市場化改革。要素的粗放使用必將導致生產效率低下，生產要素完整產權的保護和尊重，是要素進入市場并獲得高效配置和相應經濟效率的充要條件。再次聚集農村改革的勢能和動力，土地這一極具配置能力的資本至關重要。
土地不僅是一種生產性要素，更是一種資本性要素，因為它涉及到包括農民和土地的關系權、要素資本賦權、發展權等在內的市場化的“三農”賦權制度改革。新一輪土地制度紅利，將進一步釋放土地和勞動力潛能，通過要素流動與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帶動中國內部的資源、體制、資金、人力、市場和商品自由流動，從而盤活更多的資產加入到經濟增長之中，為農村經濟增長提供內部支撐和長久動力。
由于目前土地制度中的產權相對模糊，農民不敢對土地進行長期投資，也不能將土地以抵押等方式融資，從而大大限制了土地收益。土地確權和使用權資本化是為了增加土地的流動性，這種流動性形成農村和農業的資本積累，就是希望以權證的方式虛擬土地使用權未來收入預期的貼現值，使其可以在交易市場上獲得強流動性，產生土地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
事實上，無論是農民承包的耕地入股，還是農民以承包地作為貸款的抵押物，都是從土地資源賦權制度入手，使城鄉資源在流動中整合。因此，以土地使用權資本化為資源匯聚點，圍繞金融支持和產業支持，將成為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的關鍵。從這層意義上說，如何在保障農民土地財產權、分配好土地非農化和城鎮化增值收益的前提下，積極穩妥地推進農村集體土地征地制度改革，提高農民自主自愿參與城鎮化的積極性，將影響到整個新型城鎮化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