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收入分配，在初次分配環節限制畸高收入，立法和制定最低工資標準以保障勞工權利等等都必不可少，但最重要的還是創造足夠的、能有體面收入的就業機會，實現就業中的公平競爭，以及提高勞動者能力素質。最低工資標準過高而且僵硬，勞工權利保護制度過于嚴格，貌似保護了勞動者權利，實則不然。
看看正深陷主權債務危機難以自拔的歐洲吧！在席卷歐盟的次貸危機-主權債務危機沖擊中，西班牙是受創最深的國家之一，其危機尤其體現在驚人的高失業率上，而青年又是失業最大的受害者。2012年底，西班牙失業率已達26.02%，其中25歲以下青年失業率55.13%，25至29歲本科及同等學力失業率26%，中學學歷失業率48%，小學學歷失業率43%；據新發布的統計，今年1月，西班牙登記失業人口又增長13.2萬，比上月上升2.72%，總數接近500萬，為西班牙有該項統計以來最高紀錄。嚴酷的就業形勢大大壓低了西班牙青年對工作待遇的要求，前年就有輕工產品廠商閑聊時告訴我，他們在西班牙出價一兩百歐元就能找到很漂亮的20歲女模拍一天廣告。
西班牙就業形勢如此嚴峻，病根何在？經濟大環境不佳，西班牙經濟基礎又相對薄弱，產業結構不合理，這些都是原因，但西班牙對勞工權利在某些方面的過度“保護”，也在相當程度上為高失業雪上加霜。須知保護勞工權利的直接受益人是在職的勞動者，失業者并不直接受益。在經濟繁榮之際，高水平的勞工權利保護可令待業者間接受益，即使保護水平過高，許多企業也還承受得起；但在經濟蕭條時，對在職者的過度保護必然使得絕大多數企業都顧忌解聘員工成本太高，從而不敢輕易聘用，尤其不愿意聘用剛出校門的“菜鳥”。倘若適度降低對勞工權利的過度保護，企業將因后顧之憂減少而增強聘用員工的意愿，就業機會反而會增多，勞工群體實際獲得的福利將上升。過猶不及，辯證法就是這樣在這里顯示出了它那冷峻的邏輯。
類似西班牙這樣的問題同樣也存在于許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非洲國家也不例外。2011年2月、2012年7月，贊比亞兩次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資標準。2011年2月這次加薪，受雇者最低檔次（普通勞動力）的月最低工資標準從26.88萬克瓦查（約57美元）提高到41.9萬克瓦查（約88美元），漲幅高達56%，其他各檔次（技術類工種）漲幅也分別在20%至42%之間。此外，月交通補貼標準從8萬克瓦查漲到10.24萬克瓦查；月午餐補貼從7萬克瓦查漲到12萬克瓦查；國內出差補貼從每日10萬克瓦查漲到19.5萬克瓦查，漲幅在28%至95%之間。2012年7月再度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一般雇員最低工資為113.24萬克瓦查，
比上年2月份的標準提高了170%之多。短短一年半里接連這么大幅度提高工資，很難讓人相信這是可持續的做法。
在勞動生產率和總產出水平并未明顯提升的情形下大幅提高工資，結果就是大幅推高由成本推動的通脹壓力；由于贊比亞同時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增強本幣地位的措施，該國外向部門因此更承受了雙重壓力。最關鍵的是，從長遠看，過于激進地大幅度提高員工工資，并不利于贊比亞擴大就業，特別是不利于在現代產業部門最大限度創造體面收入的就業機會。贊比亞是個絕大多數勞動力集中于傳統“前現代”農業部門的貧困國家，63.8%的人口每天生活費不足1美元，46%人口營養不良，其15至64歲人口中就業比例只有61.2%（2008年），且2000至2008年間正規就業只占就業總數的19.1%，脆弱性就業則占79.3%，低于日薪1.25美元貧困線的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76.6%。
在此背景下，連續大幅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受益者最多只能是占就業總人口不到20%的現代產業部門正規就業人員，占勞動人口絕大多數的傳統產業部門勞動者、脆弱性就業者和失業者不僅無法受益，反受其害，因為給予小小的現代產業部門員工過高薪酬（按贊比亞標準），無異于制造一小批工人貴族，阻礙企業采納密集使用人力的生產方式，而是傾向于多用機器設備，阻礙農業部門勞動力轉入現代產業部門。而贊比亞國內一小批貴族化工人與占多數的無業游民、農民之間矛盾必將日漸滋長。
在新中國建國初期的經濟恢復時期，曾提出
“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勻著吃”的說法，當時新中國能僅用3年完成戰后經濟恢復，比歐洲國家二戰后普遍花費四五年乃至更多時間才完成經濟恢復快得多，上述勞動人事政策的積極作用不可低估。
工人薪酬理應隨經濟社會發展而適度提高，勞工階層理應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的適當份額，但我們不能竭澤而漁。正值我國準備著力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之際，尤其當注意防止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