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站在新的起點上。去年底召開的黨的十八大設定了“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宏偉目標。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十八大報告指出，我們“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
由此，注定了今年的兩會是不平常的。它不僅是過去的承繼與交接，而且要為未來的改革奠定組織與思想基礎，將改革引向縱深與寬廣，自然也承載著更多的期待與希望。畢竟，經過30多年由淺入深、由易到難的改革后，中國的經濟發展遇到了瓶頸，需要智慧與勇氣去突破。由此，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抓住主要矛盾，選準突破口對于將改革推向縱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經過30多年的改革，我國的社會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經濟素質大幅提升。最近10年來國民經濟延續了高增長態勢，國內生產總值以年均超過9%的速度增長，這不僅改寫了世界經濟發展歷史，使中國躋身世界經濟大國行列，也大幅改善了民眾的生活條件。這些成就令世界矚目。
但是，我國經濟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較多。具體而言，較為突出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居民收入水平與貧富差距呈現擴大趨勢，兩極分化現象沒有得到有效控制；其二，產業結構不合理，產能過剩與重復投資同時并存；其三，技術創新動力不足，經濟轉型進展緩慢，出口產品競爭力有待提高；其四，不同經濟成分之間發展不平衡，民營企業、私有經濟的公平競爭環境改善不足。諸如此類，嚴重削弱了經濟發展的平衡性、協調性與可持續性，阻礙了經濟整體效率的提升，扭曲了社會公平正義，敗壞了社會風氣與社會和諧。
面對這些問題，近年來，理論工作者、經濟部門工作者與政府部門官員進行了全面分析與細致檢討，大家從各自的角度對問題存在的原因與解決辦法給出了自己的思路。歸納起來，主要有兩派觀點：一個是政府派觀點，主張強化政府干預；另一個是市場派觀點，強調加強市場機制建設。
在政府派看來，上述問題之所以存在，主要是政府的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發揮，以致政策設計有漏洞，或者現有政策落實執行不力。而在市場派眼里，現存問題是由于市場機制不完善造成的，人為干預既不能解決現有問題，還可能產生新問題。可以說，對于未來改革的路徑選擇，我們正處在十字路口。
政府派的看法并非完全沒有道理。比如在收入差距與財富差距的調節方面，政府可以發揮更大更好的作用；比如在產業結構轉型與技術升級方面，政府可以采取更多更有效的激勵政策；再比如在公平競爭環境的營造方面，政府可以加大監督力度，對壟斷經營進行更有效的打擊等等。但不容否認的是，相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而言，上述從政府角度出發的補修舉措都是以政府為中心的管理模式的拾遺補缺，無法從體制、機制的角度深化市場經濟改革以達到建立公平公正高效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遠大目標。
收入差距方面，不同經濟成分、不同所有制企業的差距非常明顯，即使同一個企業，管理崗位與一線員工的差距也顯示出不同尋常的不合理性。而灰色收入、隱性收入是造成財富分配差距主要原因。就經濟轉型而言，產能過剩與重復投資同時并存。有研究表明，2012年中國制造業產能利用率不及2008年，只相當于2007年前水平的70%。而過剩的產能主要集中在國有經濟占主導地位的部門，這些部門比較封閉，社會力量難以介入，以致競爭性不足。再比如不同企業，尤其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不能展開充分有效的公平競爭，民營企業長期處在被抑制狀態。即使政府出臺一系列優惠扶持政策，也往往是紙上談兵，難以落實。
這些問題之所以存在，根本原因不是政策欠缺或執行不力，而在于原有的建基于計劃經濟的利益關系與利益框架阻礙了政府職能的發揮，妨礙新生力量的介入與成長。有鑒于此，破除既得利益的阻撓、引入新生力量、構筑公平的競爭環境、強化市場競爭，才能從根本上改變長期以來的固有局面。
市場與政府的關系，不僅是重大的理論問題，也是復雜細膩的實踐問題。雖然它們之間界限模糊，有關爭執也一直沒有停歇，但是，有一點是中外理論家與實踐領袖的共識，即對于新興轉軌經濟而言，強化市場機制建設是事關改革成敗的關鍵。這一點，對于現今的中國，尤其具有醍醐灌頂的啟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