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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出爐的中國農民工“生存感受”2013年度報告透露，去年我國農民工整體幸福感稍有提升，但與人際關系、社會參與、社會地位相關的幸福感數據有所下降。其中，社會參與幸福感僅為52.9分，較2011年下降近5分，大多數農民工對社交缺失帶來的自身社會地位和影響力下降感到失望。（《中國青年報》2月28日）
農民工生活水平提升、健康狀況改善，乃至由此拉升了整體幸福感，這令人欣慰。從早年的扛著行李進城、居無定所，到現在的吃穿無憂、生活無虞，進而產生了更高層次的精神需求，這種變化是積極的。不過，農民工在人際往來、社會參與等方面的缺失，也在客觀上對其形成極大困擾，這種“孤島式”生存難稱幸福。
“孤島式”生存主要體現在：其一，進入城市的農民工很難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城市的萬家燈火基本上與他們沒有太大關系。無論是戶籍這樣的剛性身份證明，還是公共福利、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文化設施等，對他們均構成日益堅固的壁壘。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新近指出，在戶籍制度上城鄉之間不平等福利竟達60多種。
其二，進了城的農民工日常交往依然局限在同鄉、同業范圍內，而且出于現實生活乃至安全感的需要，這種基于血緣、地緣的關聯越來越強化。如在北方一些城市，搞垃圾回收的往往是河南人和四川人，這些人彼此之間的關系非常緊密，互通信息、互相扶持，某種程度上，等于是在城市里復制了傳統農村里的那種親戚、鄰里關系。
農民工群體自行抱團取暖，共同應對城市這個陌生人的社會，確實可以增強抵御風險的能力，增加與外部世界博弈的籌碼。不過，這樣的自足之舉往往將這一群體孤立了起來。農民工面對城市生活時無力參與的感覺并沒有消除，城市依然近在眼前、遠在天邊，這也不利于構建一個機會平等、規則公平、共享互惠的公共生活。
更何況，基于血緣、地緣而建立起來的人際關系，在城市這樣的汪洋大海中往往也并不總是有效。2009年3月，重慶一個打工家庭里，來自湖北的30歲母親周傳艷在床上死亡至少三天，尸體已然滲出尸水，三歲的大女兒和一歲的妹妹還躺在她的臂彎里，餓得神志不清……她們的脆弱、無助，與其“孤島式”生存不無關系。
農民工進城討生活，其初始階段可能是為了滿足基本的生存需求，獲得維持生活的起碼條件。但是，僅僅滿足于基本需求還遠遠不夠，更廣泛的社會參與、更開放的公共生活，同樣是農民工進城的題中應有之義。這種參與感、在場感，并非如有些專家辨析的那樣，僅僅屬于精神層面的需求，而應該一樣屬于生存需求。
城鎮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鎮化，進城的農民工如果不能盡快融入城市，會影響農民工自身的幸福感，對于中國城市化這一歷史性的轉變而言，也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坎。農民工固然要走出“孤島”，主動攀爬“向上的臺階”，而城市管理者尤其應該以開放的心態做好服務，多從制度上想想辦法，切實推動社會流動，承擔起應該承擔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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