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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分析師和觀察員認為，2008年危機之前伴隨世界經濟的全球失衡已大大消散。但是，固然中國的經常項目盈余和美國的赤字都略有下降，但失衡真的得到糾正了嗎？更重要的是，后危機時代的全球經濟能同時實現增長和平衡嗎？
要回答這些問題，很重要的一點是理解失衡的基本動態。一國的經常項目是否盈余還是逆差，關鍵看其投資率和儲蓄率之差。2007年，美國的儲蓄率為GDP的14.6%，但投資率為19.6%，故會產生經常項目盈余；與此相反，中國的固定投資率為GDP的41.7%，儲蓄率為51.9%，其反映便是大量盈余。
自2007年以來，美國經常項目赤字有所減少，但這并不是因為儲蓄率提高了。外部赤字因投資活動的大幅冷卻而被擠出，由于政府財政狀況惡化，美國的總體投資率已降至GDP的13%。與此同時，中國的儲蓄率仍然非常高，其盈余之所以減少，是因為投資增加得更快了，達到了GDP的49%左右。換句話說，如今美國比危機爆發前儲蓄得更少，而中國投資得更多。
未來美國經濟的復蘇幾乎必將觸發投資活動的重新抬頭。美國企業延遲了亟需的資本支出，此外考慮到美國的機場和橋梁等用發達國家標準衡量不可不謂“破舊”，因此基礎設施投資也很關鍵。事實上，增長復蘇極有可能導致更大的經常項目赤字，即便儲蓄率有所改善，國內能源產量增加減少石油和天然氣進口。
中國的問題正好相反。為了維持增長，中國需要繼續投資——這對一個遍地新建高速公路和機場的國家來說實屬不易。事實上，在未來十年中，隨著中國試圖沿著價值鏈向服務業推進并適應勞動人口的下降趨勢，其投資要求會下降。
當然，中國的投資率也將下降。日本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驗表明，投資的急劇下降可能造成大規模持續性經常項目盈余，即使儲蓄率也在下降且貨幣升值。事實上，貨幣升值反而會助長外部盈余，同時妨礙對出口導向行業的投資。
其影響是，后危機時代全球經濟將不會有平衡，只能復現大規模宏觀經濟失衡。但是，盡管許多經濟學家會帶著狐疑的眼光看待這一論斷，但歷史表明，共生失衡幾乎是全球經濟擴張期的共同特征。
羅馬帝國曾在幾百年的時間里持續存在對印度的貿易赤字，盡管由此造成的黃金外流導致羅馬帝國貨幣貶值，但印度—羅馬貿易仍是全球經濟的基石。
類似地，在16世紀和17世紀，西班牙持續保持赤字，這些赤字用安第斯山出產的白銀償還，由此造成的流動性泛濫導致了全球繁榮，伊麗莎白時代的英格蘭和莫臥兒帝國都從中獲益。而1870-1913年——又一個快速增長和全球化的時代——也沒有出現平衡，資金提供者是英國，它就好比是世界的“銀行”。
過去60年來，美國用持續的經常項目赤字支撐著全球增長。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美國的赤字讓飽受戰爭創傷的歐洲和日本得以重建。反過來，歐洲為美國赤字提供了資金。
當歐洲國家——特別是法國——決定停止為這筆赤字提供資金時，布雷頓森林體系就崩潰了，但其經濟模式保留了下來，亞洲經濟體接過了為美國赤字融資的任務，同時也利用美國市場實現了快速增長。中國是這一被稱為“布雷頓森林II”的經濟模式的最新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顯然，全球增長時代幾乎總是伴隨著共生失衡，但是每一次失衡都會導致宏觀經濟扭曲，并將持續好幾年甚至幾十年。因此，真正的問題是下一次共生失衡會以什么面貌出現。
有可能中國馬上會回歸大規模經常項目盈余——必須足以滿足美國的融資需求，還要給世界其他部分留出足夠的份額。隨著這股資本流進入全球金融體系，經濟將重新獲得繁榮。在“布雷頓森林體系III”中，中國將從“世界工廠”轉變為“世界投資者”。與所有失衡的體系一樣，這會造成扭曲，但其安排可以維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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