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國資本和金融賬戶出現了1173億美元逆差，是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中國首次出現年度逆差。資本金融賬戶現年度逆差到底預示著什么？我們又該如何理性看待，又該如何積極應對這種格局變化呢？
2012年金融數據顯示，繼2011年第四季度中國外匯儲備出現1998年以來首次季度負增長后，2012年第一季度外匯儲備大幅增長1238億美元，但此后的二季度再次出現季度負增長，較上季減少650億美元，三季度增長500億美元，四季度微增200億美元左右，全年儲備資產增量大幅減少。
比外匯儲備增速放緩更大的變化是，資本跨境流動已經從單邊順差轉成雙向流動。國際收支平衡表顯示，2012年中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順差2138億美元，國際儲備資產增加965億美元，而資本和金融賬戶逆差卻高達1173億美元，比2011年順差1861億美元大幅減少了3034億美元。其中除第一季度外，第二至第四季度中國資本項目和金融均呈現逆差，這是1999年以來國際資本和金融賬戶首次出現年度逆差。
而這種雙向波動的變化也早已在外匯占款數據中得到體現：去年以來，新增外匯占款出現了罕見的弱增長和負增長的局面。2012年1-6月新增外匯占款僅有3026億元，還不到去年同期增量的15%，下半年更是多次出現負增長，最新公布的數據是，12月份央行口徑外匯占款增加1466億元，金融機構口徑外匯占款增加135億元，2012年全年兩個口徑的外匯占款增加了4900億和4200億元，分別比2011年下降了81.9%和83.2%。
國際收支賬戶從“雙順差”格局轉為“經常項目順差、資本和金融項目逆差”格局，這一增一減意味著國際收支總體將趨于平衡，而這必將對央行貨幣創造機制和貨幣政策產生深遠影響。與發達國家相比，由于央行資產擴張主要由外匯資產引致，貨幣政策靈活性和主動性不高，難以應對復雜環境。從央行資產負債表結構看，央行總資產主要由國外資產（外匯、貨幣黃金、其他國外資產）、對政府債權、對其他存款性公司債權、對其他金融性公司債權、對非金融性公司債權和其他資產組成。
從貨幣金融的角度看，由于外匯資產不能自由使用，因此引發了擴展債務資金的內在要求，從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獲得債務資金，形成外匯占款。根據資產恒等于負債的會計關系得到基礎貨幣的簡化式：基礎貨幣＝外匯占款＋對金融機構貸款＋各類證券及投資＋其它凈資產－財政存款－央行債券。央行資產負債表結構的變化反映出中國貨幣創造機制的變化：過去在基礎貨幣供給中曾起主導作用的“對金融機構貸款”占比近年來呈不斷下降趨勢，外匯占款已成基礎貨幣供應主渠道，并導致央行資產負債表持續膨脹（截至2012年10月底，央行資產規模達到4.64萬億美元，大大超過實施量化寬松的美聯儲、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為全球第一），對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占比不斷上升。更為嚴重的是，由于資產嚴重外化，央行不得不發行大量的票據或吞吐國債來沖銷流入的外匯資產，因此，本質而言央行是以擴大債務（發行央行票據和國債）為基礎的兌換外匯資產的被動貨幣創造過程，其代價就是本幣“對外升值、對內貶值”。而未來當外匯儲備增速放緩，甚至出現年度資本金融賬戶逆差成為常態的背景下，也預示著中國貨幣創造機制改革時間窗口正在臨近，央行不再承擔“買賣”和“對沖”外匯的角色，央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以及利率和匯率市場化亟待加速推進。
當前，人們比較擔心的資本金融賬戶逆差，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投資負收益以及資本流出（外資流出）所導致的。首先，負收益問題。1998年以來，中國僅有2007至2009年3年投資收益凈額為正，其他年份均為負值，其投資收益凈額累計高達-1654億美元。而2012年服務貿易與海外投資負收益合計高達1130億美元，投資負收益問題十分嚴重。其次，資本流出問題。我們認為，未來資本流出，特別是中國本土資本主動流出將成為常態。事實上，近些年，中國海外投資步伐正在加快，2002至2011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年均增速達44.6%。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2012年世界投資報告》，2011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出流量1.69萬億美元，年末存量21.17萬億美元。以此為基礎計算，201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分別占全球當年流量和存量的4.4%和2.2%，分別名列按全球國家（地區）排名的第6位和第13位。未來5-10年，中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到了新的工業化階段，需要中國在全球化產業分工中上升到新的階段，需要全球化配置資源，中國將成為全球最重要的對外投資大國。
資本和金融項目年度逆差無須過度擔憂，我們更需關注的是其背后的結構性和趨勢性變化。受制于外匯資產的央行資產負債結構正在發生重大改變，形成基于本國信用的新貨幣創造機制勢在必行。而在管理對外資產方面，在人民幣資本內外循環通暢的基礎上，中國也必須優化資產負債結構，提高資產收益率，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健康、良性的國際收支平衡格局，真正提升中國資本的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