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一個上下關注的熱門話題，一種風起云涌的發展熱潮。春節前后，因為回鄉過年和專題采訪，本報評論員們在湖南常寧、浙江諸暨、四川羅江、河南羅山、江西于都等地，通過實地調研，感受城鎮化帶來的變化。基層群眾對城鎮化有哪些強烈期待與訴求？城鎮化進程中存在哪些突出難題與困惑？
“城市的骨架拉開了”，在湖南常寧市，從干部到市民，在對回來過年者說起家鄉變化時，都忘不了加上這么一句。這座曾經一頓飯工夫就可以橫穿的小縣城，現在環線有了、廣場大了、樓多了、街寬了、燈亮了，處處顯露著向大城市看齊的雄心。短短幾年間，常寧城區面積由不足10平方公里擴至近20平方公里，人口由不足10萬增至近20萬。變化如此之大，以至于不少人從外面回來，迷失在樓群車流之中，找不到回家的路。
昔日的縣城集鎮變身為現代城市，曾經的農民開始過上市民生活，常寧這一滴水，折射的是各地普遍呈現的發展圖景。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有這樣的描述：“國家面貌發生新的歷史性變化”。一座座城市崛起的背后，是“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的“鄉土中國”消解，廠房遍布、樓宇林立的“城市中國”興起。這是今日中國極為醒目而深刻的變化。
然而，不斷拉開的城市骨架，是否能容納“新市民”的夢想之翼？一位種了幾十年水稻的新市民說，進城不只是換個地方，更是換個活法。村頭閑聊變成廣場漫步，坐便取代蹲坑，大超市沖擊小賣部，城鎮化的時代洪流一改農村長期封閉、單調的生活狀態，帶來了新的生活方式。但另一方面，城市起來以后的新問題不容忽視。
規劃落后、交通擁堵、環境臟亂、學校人滿為患、公廁難找、停車不便……從實地調研和鄉親們的“吐槽”中，我們體會到“城市病”不只是大城市的困擾，也在向一些中小城市和新興城鎮蔓延，成為普遍的難題。一個城建部門的干部坦言：去年夏天北京的暴雨下得我們心驚肉跳，這里的下水道也很脆弱，一出事搞不好就是大事。
一面是新城崛起的光環，一面則是城市生活的愁煩，復雜的現實其實在拷問：城市骨架拉開以后，有哪些“血肉”需要填充？城市物理外觀改變之后，居民生活能否同步提升？
“沒那么多彎彎繞，農民進城，就想像這春聯上寫的：安居樂業。”年前，一位挑著擔子賣菜的老農的話，雖然直白，卻道出了對城市生活的樸素期待。
人們的期待下，現實的短板更顯突出。如果說種種“城市病”反映城市功能不全、百姓生活不便，那么城市發展的誤區則擠壓著人的發展空間。調研中我們更發現，城市建設鋪攤子、攤大餅等做法還較有市場，不少基層干部面對大片“有奠基無下文”的項目用地也是憂心忡忡。相比城市資源的空置，群眾權益的“懸空”更讓人憂心。
“地賣得差不多了，錢就那么點，將來怎么過？”只有“一筆買斷”的價格，沒有生活出路的安排，讓不少失地農民“上了樓卻發了愁”。同樣，許多農民工雖然長期生活在城市，卻無法享受教育、醫療、社保等“同城待遇”，難以真正融入城市。透過這些現象，一些城市發展中“見物不見人”“增量不保質”等誤區凸顯出來，尤其是土地制度弊端、戶籍制度壁壘等，已經影響到城鎮化向前推進，進城路上還需爬坡邁坎。
就像高樓不是城市的全部，城鎮化率也不是城鎮化的唯一指標。拉美一些國家城市化率也很高，個別國家甚至達到80%，但由于解決不好產業和就業問題，社會建設嚴重滯后，出現了大片貧民窟，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我們采訪的浙江店口鎮、四川羅江縣，雖然都是資源匱乏地區，但因工業化基礎扎實，反而成為城鄉統籌典型。而一些地方由于產業空心化，城市泡沫破滅，唱起了“空城計”。
國內國際的經驗教訓啟示我們，產業支撐與權益保障就像人字的一撇一捺，構成了人的城鎮化最為重要的兩大支點。今天的中國城鎮化迫切需要實現“從物到人”的路徑轉型。采訪中，一個40多歲農民工的反問發人深思：拿到城里房子的鑰匙我用了10年，但拿到城里的戶口本，我還需要多少年？
他的問題，也是城鎮化時代的社會問題，更是執政者們需要努力破解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