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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房叔”“房嬸”事件讓人們歡呼監督的力量時，一道監督的閘門也被悄然關上。近期，一些地方嚴格控制用姓名查詢他人房產信息。對于官員來說，這個住房信息系統，即是這道監督的閘門。
不必諱言，嚴控以人查房，首先是基于一種居民信息保護的目的。公民的隱私權受到保護，如果公民的個人財產狀況他人可以任意獲取，那即是對公民隱私權的一種侵害，最終必然會帶來負面的社會影響。
然而，官員屬于公眾人物，必須接受社會公眾的監督，因而其隱私權必然弱于普通公民。同時，官員財產公開制度，既是透明治政的表征，也是文明大勢。在這個意義上，官員的財產并不必然屬于隱私權的保護范疇，公眾有權了解官員的財產狀況。
住房信息系統的建成，為實現公眾對官員財產的知情權與監督權，為推動官員財產公開制度落實，都打開了一個極好的窗口。對權力的制約，對官員財產的監督，當然離不開各種制度的配套，靠一項制度的單兵突進，也必然是走不遠的。但是，這種監督總是需要突破口的，住房信息系統就是這樣的突破口。沒有這樣的突破口，很多制度往往就難以推進，而是停留在口頭上。官員財產公開的步履維艱，就與缺乏這種實質性的突破口有關。
但是，當公眾還來不及為這個突破口歡呼時，這扇監督官員財產的窗口就被迅速地關上了。盡管這樣的舉動也的確保護了普遍居民的財產隱私權。從官員財產公開進程來說，這一關上閘門的做法乃是一種退步，使多少官員心中懸著的石頭由此落地，也就由此阻滯了官員財產公開制度的落地。
從腐敗的嚴峻形勢看，官員財產公開制度是多么的緊迫而必要。而從實際監督效果看，在這一制度還未落地之前，通過住房信息系統打開的一個小窗口又是多么的令人期待和重要。“房叔”“房嬸”“房姐”的曝光從一個側面表明，官員搞腐敗，財產是其聚斂貪腐財富的一個重要載體。只有從住房、存款等各項具體的財富載體的監督入手，推進公開化、透明化，才能給力反腐，最終使官員廉政。
與這種嚴控以人查房的措施相比，相關解釋卻顯得遮掩。比如有的地方說，部分地區個人住房信息的不正常流出，引發了部分市民對個人住房信息安全的擔憂，社會各界也頗為關注。還有的說“房叔房嬸事件和查冊變嚴是有一定的關系的，但又不完全是因為它”。這些遮掩，實質上都在回避一個明確的問題，官員的房產該不該被公眾公開查詢？我們說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但如果公眾看不見這個籠子，或者看見了卻無法靠近它，這種關住權力的籠子還有多大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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