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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美，影子銀行主要指那些“有銀行之實，卻無銀行之名”的紛繁蕪雜的非銀行金融機構，涵蓋對沖基金、保險公司、投資銀行和結構性融資工具等所有非銀行金融領域。相比西方，中國的影子銀行通常被認定為除銀行信貸之外，諸如商業銀行表外理財、證券公司集合理財、基金公司專戶理財、證券投資基金、產業投資基金、創業投資基金、私募股權基金、典當行、票據公司、民間借貸等其他幾乎所有融資渠道。由于受可得統計數據掣肘，中國影子銀行的研究視野主要集中于三大領域：以理財產品為主的銀行表外業務、信托及小額貸款公司等非銀行類金融機構、民間金融。
中國影子銀行的井噴式規模擴張緣起于本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后，起步雖晚，但發展速度驚人，2009-2012年中國影子銀行規模呈指數級增長。據《2012中國影子銀行報告》披露，在扣除不同計算口徑下重復計算部分后，中國影子銀行的總體規模已超過21萬億元。其中，銀行理財產品、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和委托貸款合計達11.8萬億元，占比過半；非銀行金融機構渠道提供的影子銀行規模約為5.2萬億元；非金融機構渠道提供的影子銀行規模升至4.5萬億元。
研究表明，相比傳統銀行，影子銀行一般蘊含相對更高的金融風險。歐美模式下，影子銀行的融資以證券化金融工具為主要媒介，杠桿率極高。如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納入表外負債口徑計算的美國五大投行杠桿率迫近90倍。而且，影子銀行在銀行信用基礎上進行證券信用創造，最終顯著放大整個金融體系的信用創造。加之無須像傳統銀行那樣接受嚴苛監管，影子銀行的潛在風險可想而知。“中國式”影子銀行風險在2012年以來引起較多關注，標普、穆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權威機構或組織均表達了對中國式影子銀行潛在風險的憂慮。
實踐中，商業銀行理財產品占“中國式”影子銀行規模的半壁江山，銀行理財產品主要以“大資產池”模式管理資金，目的是應對影子銀行的期限錯配，即“短借長貸”疾患。“大資產池”模式的風險無非在于“當理財資金所投資產出現系統性質量問題，或投資者對理財產品喪失信心以致銀行不能借新還舊時，資金鏈條可能斷裂進而模式終結”，或者是“資金池資產方的投資收益率顯著低于負債方的投資收益率，致使理財產品難以還本付息，引發系統性違約”。但實際上，至少僅就“顯性銀行系”影子銀行而言，2013年“中國式”影子銀行的違約與資金鏈斷裂概率在降低，大可不必過于憂慮其潛在風險。
首先，宏觀經濟景氣指數先行指標已現連續五個月上行，官方制造業PMI指標自去年10月以來連續四個月運行于榮枯分界線之上，非制造業PMI指標持續小幅爬升，多種領先指標走勢的向好均預兆了宏觀經濟的企穩回升正日益穩固。影子銀行所處的外部環境處于系統性改善之中。
其次，近期公布的2013年1月社會融資總量同比多增，新增人民幣貸款創下近三年來新高。雖然全年社會融資總量、新增信貸大幅增長的概率較小，但總體規模肯定不會低于2012年。整個影子銀行體系緊繃的資金鏈條將有所緩解。
第三，去年10月以來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同比增速大幅躍升，累計同比增速“由負轉正”，當前這一勢頭仍然保持，作為影子銀行重要收益支撐的企業盈利已有所改善。此外，我國影子銀行規模與GDP之比遠低于金融穩定理事會（FSB）2012年公布的全球水平（111%），某種程度上說明“中國式”影子銀行的規模并未過度膨脹，短期內出現集中崩塌的概率并不大。
盡管“中國式”影子銀行出現系統崩潰的潛在概率不大，短期內不至于造成系統性風險，但其發展中存在的“野蠻生長”問題卻不容忽視。透過歐美國家影子銀行的發展經驗，以及全球金融危機的慘痛教訓，只有不斷健全和強化金融監管，才能促進“中國式”影子銀行體系持續健康發展。一是要進一步厘清和協調各級監管機構及政府部門的職責分工，促使監管“錯位”盡快“復位”，杜絕監管真空，構建更加完善、協調、統一的監管體系；二是在監管框架內引導影子銀行資金更多地支持小微企業、“三農”等實體經濟薄弱環節，力避“脫實就虛”，在切實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促進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協調發展中，釋放影子銀行應有的“正向功能”；三是針對那些順應政策導向的影子銀行，給予資本充足率等差異化監管要求，增強行業發展的規范性；四是敦促影子銀行機構完善內控制度，強化信息披露和全面風險管理，提升防控與抵御風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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