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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30日，當中國版圖的上百萬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人民被霧霾嗆得喘不過氣來的時候，我國政府宣布了一條數十年來最為嚴格的、空前極端的能源產業政策，即為全國能源消費總量劃出了一道紅線，規定2015年全國能源消費不得超過40億噸標準煤。
在各種經濟管制手段中，數量控制一般被視作最為嚴厲的手段之一。國家動用這樣極端的手段，顯然是把“能源消費”視為環境污染的罪魁禍首，能源行業這次被當成了霧霾天氣的出氣筒。政府官員們向來認為我國經濟浪費能源太多；除了把大把的鈔票用來補貼節能技術之外，有關部門還嫌不夠，于是干脆從數量上直接下手來進行控制了。
為此，筆者查閱了有關資料，結果卻發現，流行了多年的“我國經濟浪費能源”的觀點竟然是一種根本站不住腳的錯誤認識！也就是說，從經濟的觀點看，沒有跡象顯示我國經濟在整體上是浪費能源的。
長期以來，官員們在不同場合推廣這樣的觀點，即我國經濟對能源的利用率太低，所引用的主要指標是“單位GDP能耗”。在不同年份，我國的這一指標分別是發達經濟體的5—8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余。于是，一些人就得出了足以震懾公眾輿論的觀點：能源節約迫在眉睫，政府干預必不可少�？墒�，這種比較是不公正的，原因在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結構與技術水平都不相同。發達國家的服務業比重很高，而我國的制造業比重則很高，而制造業的能耗遠遠高于服務業。其次，節能是需要設備和技術的，而發達國家擁有先進的設備與技術。發展中國家之所以是發展中國家，正是因為它在設備與技術上比較短缺，所以，其產業的能源消耗高于發達國家，也就是一種正�，F象。這就好比一個窮人，因為沒有肉吃，多吃了一碗飯，你不能說多吃的這碗飯就是在浪費糧食。要進行國際比較，首先需要掌握這樣的基本理論。
那么，如何判斷我國經濟有沒有浪費能源呢？正確的途徑有兩條，一是與同等發展程度的國家相比，二是進行同行業比較。通過與人均GDP接近我國的各個國家進行橫向對比，筆者發現，無論單位GDP能耗、人均能源消費、人均碳排放量等指標，我國的數字都與這些國家不相上下，并無突出之處�？紤]到我國作為“世界工廠”與中低端產品制造大國的事實，我國的數據也就更加平淡無奇了。某些低于我國的個例，也很容易從產業結構上作出解釋。例如巴西，因為該國的原材料與初級產品行業比重很大，它的“單位GDP能耗”也就顯著低于我國。反之，凡是同我國產業結構相似的，其“單位GDP能耗”也無不相近。
采用行業比較的方法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有資料顯示，2003年，我國若干主要高耗能產業的單位產品耗能高于發達國家近50%，而這一數據在2010年則降到了20%以內，相信目前已經更加縮小了。要說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這才是真實的差距，而這種差距比所謂“5—8倍”給公眾造成的印象相差太遠了吧！不僅如此，由于技術水平進步很快，目前，在火力發電、煉鋼等領域中，單位產品耗能量已經達到甚至超過了發達國家的水平。再考慮到我國人均能源消費量只占美國1/5的事實，還有什么必要追加采用“控制能源消費總量”這種極端的措施呢？
我們不妨再把推出這條政策的理由設想得更為深遠一些。我國的能源消費總量目前已經與美國不相上下。由于中美國土面積相當，這意味著兩國單位國土面積上的能源消費水平（以下暫稱“能源消費密度”）相近。政策制訂者們也許認為，鑒于我國經濟將繼續高速增長，能源消費密度勢必將會不斷提高，這將加重環境的負擔。因此，從這個點上開始，有必要實行能源消費的總量控制。也許這就是能源消費“總量”與“強度”雙控制政策的一個基本考慮吧。
然而，假如真是這樣想的，問題仍然很大。我們不能把美國的能源消費密度當作一種絕對的標準。中國人均收入目前只是美國的1/9，發展空間還非常大；如果現在就搞起了能源總量控制，以后怎么辦呢？又如何“科學地”確定總量增長幅度呢？當我國變成發達國家時，能源消費總量又該是多少呢？從發達國家能源消費變動的歷史數據來看，其走勢是比較復雜的；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令人滿意地測算相關指標。此外，能源消費所引起的環境污染很可能是一種階段性的現象。當技術水平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很可能將不會再產生顯著的污染。
還應當關注強制推行這樣的政策將會造成的后果。一條似是而非的政策在一念之間獲得了通過，它的禍害其實是無窮無盡的。指標分解到各地各行業，這就成了下級官員的圣經，成了他們的烏紗帽之所系。為了完成指標，通過考評，地方干部只好去犧牲那些不易被發覺、被考評的領域，千方百計地來滿足這些數字要求。他們必然會去“打擊一大片”，正常的能源消費與企業生產活動必定會受到壓制，消耗在節能補貼上的資金必然就會更多，對能源行業的投資必定就會受到不當的限制。越要認真執行這樣的政策，其負面后果就會越發嚴重，官員們設租尋租的機會也就越多。政府官員把精力消耗在這類不當的任務上，怎么還顧得上辦正事呢？
“正事”之一就是環境保護。能源消費與污染要嚴格地區分開。許多能源消費活動都既不會污染環境，也不會增加碳排放。不要一發生環境污染，就打“能源消費”的板子。這是“葫蘆僧判斷葫蘆案”。假如能源消費總量與環境污染之間具有直接因果關系的話，美國的環境污染至少應當與我國相當；可是，實際上，那里的空氣干凈得能夠治愈某些過敏癥與呼吸道疾病。至于霧霾的治理，可以提高排放標準�？紤]到能源消費密度的因素，我國的排放標準甚至可以高于西方標準�？傊�，辦法其實都是擺在那里的，還是“該怎么辦就怎么辦”為好。
回到本欄目的老話題：長期以來，政策犯新錯誤的速度未必比糾正老錯誤更慢。官員們長期宣揚“我國經濟浪費能源”的事件簡直就是一個丑聞。發改委和能源局一面唱著“改革”與“市場化”的調子，實際上，對于能源領域的管制至今不僅未有實質性的放松，這一次更是撿起了計劃經濟的老古董。其中的原因，從認識層面來說，仍然反映了曾經被哈耶克作出長篇批駁的那種“工程師式的觀點”。而就當事人的動機而言，它顯然反映了行政部門的利益。一些官員長期片面地解釋經濟數據，煽動國民情緒，其目的無非就是使大家對自由市場產生不信任感，進而來維護行政部門的特權。由執行政策的人來制訂政策，必然就會導致這樣的結果。這是典型的利益沖突與“內部人控制”問題。類似的政策，其實意味著一條嚴厲的法律條文的產生；即使要通過，也應當走立法程序。既要讓行政部門制訂法律，又不許它照顧自身利益，這怎么可能呢？所以，下一步，有必要討論行政部門的立法權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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