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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資本項目可兌換改革的進一步推進以及人民幣匯率進入均衡區間，中國經濟正步入對外開放的轉型期。這一方面表現為，中國利用外資的方式正處于調整期，利用外資的結構、質量和水平均出現了變化；另一方面體現為中國企業與政府是時候審視過往“走出去”的經驗，并及時調整未來對外投資的策略了。
　　2012年可稱為中國對外投資的豐收之年。據商務部的統計，2012年，中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41個國家和地區的4425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累計實現非金融類直接投資772.2億美元，同比增長28.6%。國際會計師事務所普華永道1月30日發布的報告顯示，中國大陸企業海外并購交易總金額達歷史新高——從2011年的424億美元增至2012年的652億美元，上升幅度達54%。該機構并預計，這種增長趨勢在2013年仍將保持強勁勢頭并再創新高。
　　事實上，最近幾年國際市場熱議的并購案中，出現了越來越多中國企業的身影。2010年，中國吉利汽車“蛇吞象”并購瑞典沃爾沃，被傳為業內佳話；2012年則有三一重工并購德國普茨邁斯特以及中海油并購加拿大油氣公司尼克森。尤其是后者，在2005年并購美國優尼科失敗后，中海油終以151億美元將尼克森收入旗下，成就了中國企業海外最大宗收購案，也成為近年來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標志性事件。
　　由于中國企業越來越多地參與國際市場，類似的并購案層出不窮，但總結起來，成功的少，交的學費不少。梳理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失敗的案例，中鋼、中信泰富在西澳大利亞、武鋼在巴西一擲千金卻收獲寥寥的教訓足應記取。2008年，中國中鋼百億元敵意收購澳大利亞中西部鐵礦公司（Midwest），但事后發現，該公司上次轉手時才5000萬元，中鋼當了個冤大頭；中信泰富則在西澳的鐵礦石項目上深陷泥潭，面臨著投產就虧損的局面；武鋼在巴西投資50億美元建廠，最終也不了了之。
　　綜觀這些或成功或失敗的案例，我們需要從紛繁的表象中尋找到一些規律。目前來看，中國企業在走出去時，民營企業的表現往往優于國企。在“走出去”時，民企的考量更為謹慎，也更加有針對性，反觀國企，則多給人以“暴發戶”印象，財大氣粗，學費交了不少。這其中有行業的因素，國企在并購時多在能源、資源領域，短期內難以產生效益，即使國際巨頭的并購，也多以失敗告終——比如全球第二大礦力拓日前對兩樁并購案宣布減記，導致前CEO艾博年辭職，但更多的還是自身問題，國企治理結構是導致其低效對外并購的重要原因。經過十幾年的改革、重組，國有企業的治理與效率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不少國企還沒有真正解決“誰投資、誰負責”的問題，更由于可以動用低廉的信貸資源（這其中包含了中國政府的鼓勵意愿），使得它們在對外并購時往往不惜血本，開出不必要的高溢價。
　　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第二個問題是目標不明。目前中國企業大量地投資海外資源，作為追求未來高回報的手段無可厚非，但預期通過海外投資為未來中國經濟發展保障廉價而穩定的資源供應，并不現實。相反，一些企業通過對外投資獲得先進的管理與技術，幫助國內企業產業升級，這樣的形式應該得到鼓勵。中國經濟目前面臨中等收入陷阱，很多低成本、低技術的產業陷入困境，只有通過不斷的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才能保持中國經濟相對較快的增長速度。
　　除此之外還要注意到，中國企業集中“走出去”，容易引起東道國民眾與當局的不安。比如中海油并購優尼科，因政治原因受阻；而在并購尼克森時，也在審核方面一波三折，最終才艱難通過。同樣的情況我們也可以在華為與中興身上看見。從華為的事例看，即使身為民企，過于緊密的政商關系也容易遭致來自東道國政治方面的猜疑。總之，中國企業“走出去”時應當更具有選擇性，目標更清晰，并購方案也需要更加審慎。尤其在國企海外投資時，中國政府需要謹慎從事，因國企海外投資的戰績實在欠佳。總的看來，中國企業還將繼續大規模對外投資，就像上世紀80至90年代的日本企業那樣，但要避蹈日本企業功虧一簣的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