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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短時期內全球最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奇觀，春運是折射當下中國社會獨特性與復雜性的一個縮影。
春運在表觀層面凸顯的，是中國交通運力的短缺，深層次原因則涉及經濟、政治、社會管理各個層面。循著春運的產生、演進、舒緩與最終解決這一線索，可以透視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變遷脈絡，以及在新歷史時期中國社會發展與經濟增長新驅動力。
春運現象的政治原因在于，我國改革開放地域非均衡導向之下的政策突圍。上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的沿海地區率先開放的戰略布局，改變了1949年后在戰備導向之下發展起來的東北與西南等內陸腹地重工業化布局，以面向民生與國際、國內兩個市場為目標的輕工制造業興起創造了巨量勞動力需求，東部沿海地區由此逐漸成為勞動流入聚集地。而由于戶籍、身份等政策限制，這些異地流入的勞動力主體無法融入當地，遂使人口大面積跨地域流動遷移成為常態。春節是我國傳承了幾千年的文化社會習俗，對中國人來說，辛苦了一年，就盼“過個團聚年”，為此，遠方的親人都要不辭奔波之勞回家，大量“流動”人口會在這一階段集中遷移。
由此，舒緩春運潮壓力，成為塑造當今中國產業格局稟賦特征的重要力量之一。中國二十年以來傾全國之力建造的鐵路網、公路網，以及連接發達地區大城市集群的高鐵，成為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重頭戲，使得投資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兩位數增長的首要力量。立體交通網帶來的運力增長以及多方式的出行選擇，雖然使得過去多年來極端擁塞的鐵路運輸瓶頸得以逐年緩解，但從今年眾多熱門線路預售放票一分鐘之內即被“哄搶”一空的局面來看，春節期間的運力依然遠遠不夠，根據大家的切身體驗，在那些鐵路熱門線路，即便在平時也多有站著出行的情況出現，足見中國基礎設施的投資潛力還非常之大，即便在“傳統的”投資領域，我們還有相當的空間。
鐵路“傳統領域”投資則還涉及投資效率、技術以及管理能力提升問題，如果有更多中長途鐵路客貨運輸能像京滬、京武、武廣那樣，更多短途運輸能像京津、廣深、滬杭那樣的密集運輸能力，對于長途運輸起到分流作用，也將是壓力緩解的根本途徑之一，這些方面的提升也將給相關行業提供巨大的投資空間。
而根本緩解春運之難的解決之道，則在于縮小我國地域與城鄉之間發展的不平衡，根本途徑之一即是最近決策當局提出的“新城鎮化”新思路。以筆者之見，“新城鎮化”之“新”，首先在于區別三十年以來中國的城市化模式，那種模式下大型城市人口過度集聚，帶來交通與居住擁擠、環境與生態惡化等“大城市病”。相對于人口向沿海地區、向發達地區、向中心大城市集中的原有城市化進程，新城鎮化是兼顧廣大內陸地區、中小城市、新農村建設的全方位的城鄉和諧發展、集約發展、均衡發展之路。
從經濟增長以及產業與資本市場投資機會角度來看，依循十八大報告提出的“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的方針，新城鎮化建設給出的指導方向可以從以下幾個脈絡考察與把握：一是新型城鎮化與工業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融合與模式塑造過程中的投資機會；二是落后地區的城鎮化將會提振傳統的建筑建材行業需求；三是農村人口向城鎮遷徙、土地資產重估帶來財富，生活方式改變對區域消費增長帶來的相應機會；四是農業勞動減少、農業生產力升級、土地制度改革等促使中國農業向集約化方向發展帶來的投資機會；五是發達地區在后城鎮化時代的精細化發展給環保、醫療、城市與城際公共交通等帶來投資機遇，等等。這些投資機遇將是未來數年中國拉動經濟保持一定速度持續增長的重要一極。
新城鎮化，同時也涉及經濟體制以及全社會范圍內的系統性、綜合性改革，諸如戶籍制度改革賦予公民更自由遷徙等生活選擇權利，社會保障由分割到并軌并最終走向全體覆蓋，涉及初次分配與再分配的全面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實現全民共享經濟增長成果的共富目標，以及教育、醫療、就業與個人發展機遇均衡、多元與公平，等等。而當這些目標成為現實時，消費更大程度上成為經濟增長拉動力量的“啟動內需”也就順理成章了。這一建立在共富與和諧基礎之上的繁榮，也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最終成功的標志。當這些目標得以實現時，勞動者工作之余休閑、探親、旅游以及學生假期等因素造成的人員流動與遷移，“春運潮”現象預計仍將存在，但那時應該已不存在運力短缺問題，而將更多承載文化、娛樂、休閑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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