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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著“雙順差”時代的結束尤其是出口需求萎縮和資本流出頻率加快對未來經濟增長的瓶頸制約，管理層需要弱化對于出口貿易的依賴，在國內培植出以消費為主的經濟增長新模式。為此，必須切實深化民眾熱望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實現財富積累由政府向民間的有序轉移。
我國持續了長達14年之久的對外貿易項目（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格局被改寫了。據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最新年度數據，2012年我國共計產生1173億美元的資本項目逆差。鑒于這一結果為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所首見，其在全球所引來的關注目光也就格外火辣。
與資本貿易項目的“拐點”對應著的，是經濟生態與匯率走勢的“拐點”。去年我國經濟增長率為7.8%，創下13年來的最低點，與此同時，人民幣自2005年匯改以來對美元連續升值的勢頭則在漸漸“鈍化”，全年升值幅度幾乎為零。經濟增速放緩在弱化投資回報效應的同時，也在沖淡境外資本的進入熱情，而人民幣升值步伐的顯著減速則更抑制了境外“熱錢”的投資套利沖動并催生了存量投機資本的獲利出局之勢。據商務部的數據，2012年我國實際使用外資1117.2億美元，同比下降3.7%，為2009年以來的首次年度下降。與此相對應的數據是，同期我國外匯占款增量只有4946億，同比劇烈萎縮462%，創出10年來的新低。
資本逆差，意味著資本的大規模流出。筆者觀察發現，有兩大力量構成了我國資本流出的主體陣容。其一，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正在放量增量。據畢馬威發布的最新報告，2012年中國企業共發起329起海外并購，交易總額約為665億美元，同比增加244%。其二，伴隨著美國“再工業化”戰略的啟動以及為規避歐債危機的自救，再加上“釣魚島爭端”的沖擊，歐、美、日等國企業皆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從中國抽撤資本的現象，而發達國家企業從中國撤資也映襯了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大幅受挫的基本生態。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組織發布的《全球投資趨勢監測報告》，2012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FDI）只有1.3萬億美元，同比降幅高達18%，流入發達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更急劇降至十年前的水平（5489億美元）。在外部資本供給并不能滿足需求的情況下，發達國家只能在減少資本輸出的同時設法吸收更多自有資本回歸。
從某種程度上說，資本項目逆差對我國并不全是壞事。在更多開放資本流出項目的前提下，資本賬戶逆差可以平衡經常賬戶的順差，國際收支也就更容易平衡，央行也可少用增發人民幣來購買多余的外匯，這也將減少人民幣升值壓力。因此，動態地判斷，為了矯正“雙順差”機制下的中國際收支平衡的扭曲狀態，優化中國的對外貿易環境，管理層會允許和容忍資本與金融項目一定程度逆差的存在。但是，國際經驗表明，一國平衡國際收支的最好方式，是大量經常順差對應著大量資本逆差。以此觀察，我們目前的貿易生態的確發出了值得警惕的信號。
數據顯示，除第一季度外，2012年二、三、四季度分別出現了655億美元、712億美元和318億美元的資本逆差，全年相比與2011年1861億美元的資本順差所形成的懸掛性“缺口”寬達3034億美元。與此同時，2012年我國經常項目順差為2138億美元，同比僅增長6%，增幅遠遠小于前10年10%以上的水平，而且占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同比下降0.2個百分點。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受中國生產要素價格上升以及國際范圍內市場競爭的影響，未來將有部分外資進一步從中國流出，增量FDI的進入量也不容樂觀，經常項目的順差由此會繼續減少。因此，如果資本項目和經常項目的雙重收斂勢頭得不到有效控制，勢必對中國經濟的未來增長動能形成深度挫傷，并最終可能使中國陷入對外貿易逆差的被動境地。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以制度與政策機制的進一步創新來導控好資本逆差的規模和流程。
控制經常項目順差收斂的節奏和放緩資本項目逆差的進度，首先得進一步拓寬外資的投資空間和渠道。按照產業轉移理論，跨國公司產業轉移一般遵循先制造業后服務業，然后研發中心的遞進過程，轉移周期一般在20年左右。顯然，外企進入中國的第一階段已完成，正開始向第二階段邁進。為此，政府可考慮鼓勵符合條件的外資企業合作申請中國的國家科技開發項目，能力建設項目；鼓勵跨國公司在華設立地區總部、研發中心、采購中心、財務管理中心等功能性機構，提高產業綜合配套能力。而在資本的產業選擇上，政府應以更多優惠政策鼓勵外商投資戰略性新興產業、現代農業、現代服務業和節能環保產業。
打破行業與市場壟斷，可視作點燃和刺激外資和國內存量資本投資熱情的又一具有深遠意義的制度安排。雖然“藏匯于民”的趨勢日漸明朗和強烈，但要使這部分依然滯留于金融體系的外匯資產進入實體經濟并沖淡其“外流”意愿，還得加緊通過開放能源、金融和電信等國有化領域，在肢解壟斷的同時為民間資本創造出新的投資市場。
另外，以FII（間接投資）對沖FDI收斂的趨勢，也是未來可供采取的一種資本平衡策略。資料顯示，從2005到2012年，外國證券投資占我國同期資本凈流入的18%，分別低于同樣是新興市場國家的印度、巴西的31%、47%�？紤]到目前資本項目不能完全放開，管理層不妨進一步通過降低投資門檻來增加QFII的數量和擴充單個QFII的規模，將更多國外資金導入國內資本市場。
還需特別強調的是，面對著“雙順差”時代的結束尤其是出口需求萎縮和資本流出頻率加快對未來經濟增長的瓶頸制約，管理層需要弱化對于出口貿易的依賴，在國內培植出以消費為主的經濟增長新模式。為此，必須切實深化民眾熱望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約束既得利益集團侵蝕社會財富的半徑，加大轉移支付的力度，力求實現財富積累由政府向民間的有序轉移，真正藏富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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