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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半個多世紀內，美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的比重始終維持在30%左右。2000年，美國經濟總量和貿易總量仍占全球比重的30%和16%左右。2007年暴發的金融危機改變了一切。今天，美國這兩個重要指標已降到20%多一點和10%左右，整體實力大幅萎縮。
不但美國經濟實力的全球地位在下降，其國內經濟制度方面的問題更嚴重。2013年開年，英國《經濟學家》雜志就以“美國轉向歐洲人——破裂的制度、卑鄙的交易且看不到出路”作為封面專題，辛辣剖析美國兩黨政治處理諸如“財政懸崖”等問題所暴露的制度性弊端。美國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馬薩諸塞州立大學教授理查德·沃爾夫更是放言，美國和歐洲的經濟動蕩不應被理解為金融危機或債務危機，而應被理解為資本主義的制度危機，是華爾街和中產階級的危機，是金融業和工業的危機，是出口和勞務市場的危機。因此，可以說美國面臨的經濟困境、債務問題和經濟復蘇乏力，反映出的是美國經濟制度的危機。從長期來看，這種制度性危機無疑還將加速美國的衰落。
2012年底及至今年初，美國剛剛經歷了瘋狂的“財政懸崖”沖擊，民主、共和兩黨在國會就增稅和削減政府支出的爭吵一度劍拔弩張，直到美國已“技術性墜崖”后，才算勉強達成暫時性協議，避免了“財政懸崖”將帶來的無法承受的結果。
雖然通過了針對年收入不高于45萬美元的美國家庭的低所得稅稅率為永久性稅率，年收入超過45萬美元的美國家庭的所得稅稅率從35%上調至39.6%，將聯邦失業救濟福利延長至2013年底。雖然經過妥協解決了對富人增稅的問題，但削減財政赤字以及美國政府債務上限問題依然懸而未決，所以，“財政懸崖”警報事實上依然沒有解除。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測算，到2012年年底，美國政府的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已達84%，而2016年將提高到近90%。美國政府債務水平將再次觸頂。截至2012年底，美國政府債務已觸及16.394萬億美元的上限。盡管過去30年美國已40次提高債務上限，可從目前的實際情況看，提高債務上限次數仍將增加。在本月或下月的某個時候，白宮可能將不再有籌資余地，到時假如不提高債務上限，勢必無法支付社保、軍人工資及其他林林總總的費用。
美國的社會福利加劇了債務問題的嚴重性，事實上已危及美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2011年，美國用于社保和醫保的資金總額超過了萬億美元，占當年政府預算的三分之一。據有關部門的報告，到2037年，社保基金將全部耗盡。從福利開支角度觀察，美國的福利開支大幅攀升，主要原因是美國人口的老齡化。到2020年，美國“嬰兒潮”一代都將超過65歲，這意味著近乎20%的美國居民超過65歲，將導致政府在社保、醫保及醫補上的開支將急速飆高。估計2010年至2019財年美國的財政赤字總額將高達7.1萬億美元，到2035年，聯邦債務將占GDP的180%，美國財政體系將處于崩潰的邊緣。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雖然投入巨額資金救市，并采取了多輪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但經濟增長依然緩慢，復蘇乏力。時下，美國經濟恢復依然十分脆弱，加稅和削減政府開支可能把美國再次推進經濟衰退，并將拖累世界經濟。
與此同時，過去幾十年來，最富有的1%美國人收入增長超過25%，大企業首席執行官的收入以前通常是其員工的30倍左右，而眼下則達到110倍以上。與之相對應的是，過去10年多數美國人收入下降了6%，中產階級規模為此在不斷萎縮。華爾街的大銀行、大財團貪得無厭，私人獲利而讓社會承受損失，造成美國乃至全世界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而普通民眾卻生存在高通脹和高失業率的重壓之下。正如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所言，大銀行和高收入的富人們已享受到‘經濟復蘇’的成果，而實體經濟中的中小企業和相當大的一部分勞動力，卻至今仍無法擺脫經濟困境并且仍然在艱難中掙扎。美國人口普查局發表的2010年情況報告顯示，美國2010年約有462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比2009年增加260萬人，這是1959年以來的最高紀錄；貧困率為15.1%，創下1993年以來新高；收入在貧困線以下的深度貧困人口為2050萬人，為36年來最高規模。
奧巴馬第二任期就是在這樣的經濟背景下開始的，各種經濟問題如同“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這位在保健醫生眼中過去四年老了八歲的總統頭上，隨時都可能墜下。通常，進入第二任期的美國總統沒了尋求連任的壓力，政策施展空間會擴大。奧巴馬能否放開手腳大刀闊斧地推行經濟改革，在美國乃至世界歷史留下他的印記，就看他如何面對這個重大挑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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