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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票難，退票也難。如果原票丟失，根據鐵路部門的規定，必須原價購買一張新票，并乘坐這趟列車，直至完成旅程后，才可持證明，將新買的車票退掉。有退票的乘客對此大為不解：既然是實名制購票，所有信息理應齊全，何以退票還如此“不近人情”？
從鐵路部門的角度考量，退票制度設計得如此復雜和“功利”，一是可以堵住“黃牛黨”憑一張身份證多次購票的尋租空間，二是減少大規模退票造成的運力浪費和利潤流失。這樣的出發點不能說錯。“黃牛黨”的空間越小，作為稀缺資源的春運車票就越容易達到盡可能的分配公平和價格穩定；在客運常年虧損的情況下，鐵路部門也需要考慮盈虧問題。
不過，從乘客的角度考量，把退票搞得如此復雜，未免顯得過于粗放。首先，乘客既已購票，就應視為與鐵路部門的營運合同生效。除非特殊情況或特別約定，購票者理應擁有“后悔權”，有權利退票。這也是通常的行業慣例。
其次，收取退票手續費本身，已經體現了對于失誤者違反合約的“懲處”，以及對新增管理成本的彌補。再用復雜程序“為難”退票者，多少折射出了行政管理的痕跡。
再次，即使我們對搶票者的行為認定有違公平，但是，對其退票的“懲處”，也不應由其他沒有“占票”的合情退票者分擔。由于每個乘客都可能遇到各種各樣的原因退票，因此，這種不合理懲處的普遍實施，實際上只是降低了營運者的管理成本，但卻提高了所有乘客的成本。如果能把為退票付出的精力、時間都換作可量化的錢，就會發現這類似于強行加價。
那么，在春運的特殊國情以及鐵路運力有限的情況下，如何既能方便群眾退票，又能防范住“黃牛黨”或“占票族”不利用這一便利牟利或過多占有票源？
有人說，在方便退票的同時，應該規定春運期間一張身份證最多購買一次同一方向的火車票。通過限制性購票措施達到抑制占票沖動和“黃牛黨”活動的目的。這是令人遺憾的想法，試想一下：哪種商品是通過限制需求達到供需平衡的？
如果不把售票視為專權牢牢攥在自己手里，而是選擇有市場品牌的企業分利合作，那么為了贏得售票業務，合作企業就會提高包括快捷退票在內的服務水平。此外，經過正當程序適當提高退票手續費用，同樣可以起到抑制投機的沖動。
方便乘客退票，不存在技術障礙，怕的是思維不愿意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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