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確保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這為今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指明了方向，鼓舞了全國人民的信心。但是知易行難，中國未來改革發展之路還要面對許多不可預知的困難和問題，如何能夠圓滿實現兩個翻一番這一宏偉目標成為擺在黨和政府面前的一道謎題。
國務院參事湯敏教授長期以來一直關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對實現兩個翻番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近日，《經濟參考報》記者專訪了湯敏教授。他認為，長期以來，居民收入增速遠低于GDP增長，實現兩個翻番不僅是社會公平公正的需要，也是推動經濟結構改革，保持中國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他提出，要保證居民收入翻番，分配結構需做大調整，首先，政府要保證財政不過度超收，同時減少開支；在企業方面，政府需改革現在的利率政策，加大國有企業向國家財政分紅比例，企業也要向居民讓利。
《經濟參考報》：去年底召開的十八大對中國老百姓來說，最大、最實惠的亮點莫過于明確提出到2020年，GDP與居民的實際收入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那么，您認為，兩個翻番對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有哪些現實意義？
湯敏：實現兩個翻番，特別是第二個翻番意義重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速度長期名列世界前茅。經濟總量也達到了世界第二。但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增長卻落后于GDP的增長速度。造成了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斷地下降的現象。目前中國經濟中很多重大結構性問題，都與這一比例下降有很大關系。比如說，經濟增長長期依賴于出口與投資，內需不足是我國當前經濟結構最大的問題之一。而內需不足又主要表現在居民消費不足，這又是因為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在不斷下降。我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從1990年的51%下降到2011年的35%左右。造成這一現象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居民收入增長落后于GDP增長。又比如說，我國城鄉差距不斷擴大，其根本原因在于農民收入增長不但遠低于GDP增長，也遠低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長。
內需不足，就不得不靠投資。國家就不得不上很多大項目，政策就要向工業、向城市、向國有企業、向大項目傾斜。銀行、金融業也要往大里做，以便支持巨額投資的需要。而不斷投資的結果是產能越來越大，內需不足就不得不出口，造成大量的貿易順差。這不但容易與別國產生貿易摩擦，積累的大量外匯儲備在動蕩的世界金融市場中也很容易縮水。
因此，實現GDP與居民收入的兩個翻番，不僅是社會公平公正的需要，也是推動經濟結構改革，保持中國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經濟參考報》：從歷史經驗來看，實現第一個翻番，即GDP的翻番不難，20年來，中國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但實現第二個翻番，即居民收入的翻番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湯敏：是的。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GDP年平均增長9.8%，近十年來，年增長更高達10.7%。未來八年，雖然要保持過去兩位數的增長不容易，但從GDP翻一番的要求來看，只要達到年平均7.2%的GDP增長就夠了。從現在的情況看，這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要在未來的八年中實現居民收入增長翻番，并不簡單。據統計，改革開放三十三年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平均年增長率為7.4%。也就是說，居民收入年增長率比GDP增長率平均低2.5個百分點。如果未來8年中國GDP增長維持在7.5%—8%，按這一比例，則居民收入增長為5%—5.5%左右，達不到翻一番7.2%的要求。即使拿居民收入增長較快的最近十年的數字來看，2002—2011年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速為9.2%，農村純收入平均增加8.1%，比同期GDP增長率還分別低1.5與2.6個百分點。
這也就是說，如果沒有特殊的政策和有力的措施，在未來八年GDP年增長7.5%—8%的條件下，居民的收入增長難以達到年增長7.2%。換句話說，要保證居民收入翻番，在收入分配的結構上就要有大的改革。依靠過去三十年，甚至過去十年的發展模式顯然就不夠的。
《經濟參考報》：為什么30多年來中國經濟可以保持這種高速增長，而長期以來居民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長呢？
湯敏：如果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下降，那么誰占GDP的比重在不斷上升呢？從國民經濟的初次分配的角度來看，GDP生產出來后，大體上被劃為三塊：一塊是政府的收入，包括稅收及政府的其他收入；第二塊是企業利潤；最后一塊屬于居民，通過工資、農產品銷售收入及其他收入來維持居民生計。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減少，就意味著政府與企業的收入比重在加大。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1990年，我國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為15.8%，1995年最低的時候僅占10.9%，而到2011年已經上升為22%。這還不包括近年來增長很快的土地出讓金，國企收入等收入。而企業利潤占GDP的比重也一直在攀升。政府與企業收入增長遠遠快于GDP的增長，就擠壓了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
因此，要確保居民收入翻一番，除了要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之外，要進行收入分配的大結構性調整。說白了，就是政府與企業要讓利。這并不是要政府與企業減收，而是說他們收入的增長速度要降下來。十八大提出的要保持居民收入與經濟增長同步。這個說法的另一面就是：政府收入與企業利潤增長速度，也不能超過GDP的增長速度。否則對居民收入一定會有一個擠出效應。
《經濟參考報》：那么，根據您的研究，您認為政府與企業應如何分別向居民讓利呢？
湯敏：根據歷史數據，GDP增長率與居民收入增長率差兩個百分點左右。從現在的收入水平，大體上是每年一萬億人民幣左右。要這一萬億每年從政府及企業當中拿出來給居民，還要盡可能地讓低收入的居民能多拿到一些，以緩解貧富差距，這是一個大文章，需要深入分析，詳細計算。在此，我僅談一些大思路，詳細的設計還需要更多的資源、更多的人力、更多的時間。
首先，假定，純屬假定，在上述居民收入增加的一萬億中，一半由政府拿，一半由企業拿。該如何進行？當然也可以是政府少拿點，企業多拿點，反之亦然。這里僅提出一個思路，供學者們參考。
按2011年政府財政收入規模，5000億等于是政府一年財政收入的5%左右。過去十年，政府財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長20.4%，減去平均通脹率2.6%，實際增長為17.8%。如能把財政收入增長速度降到與GDP增長同步的水平，即年增長8%，加上3%-4%的通脹，為11%-12%左右。也就是說，如果能保證政府的收入與GDP增長同步，甚至高一點，但不要高得太多，政府每年的這5000億就綽綽有余地讓出來了。
因此，要保證兩個翻番的第一條就是政府不過度超收，財政收入不要增長過快。財政部，稅務總局的工作績效要加上一條，在保證政府的收入時，不要收過頭稅，稅收少了是沒有完成任務，稅收多了也沒有完成任務，績效評估時也要扣分。
在具體執行上，可以考慮如下的一些措施，如進一步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提到5000元左右；加大對小微企業減稅力度。目前很多小微型企業是按照“個體工商業戶生產經營所得”或“承包承租所得”稅目交納個人所得稅，其最高稅率為35%，比企業所得稅率高10個百分點，很不合理，可將至與企業所得稅稅率的一致。這不但可以增加居民收入，還可以促進小微企業的發展，創造更多的就業。
除此之外，未來政府在一些民生問題上的補貼也可以考慮少給企業，多給居民。例如對水電氣、公交、種子、化肥等的補貼，現在更多地是補到企業頭上，并沒有算進居民的收入。政府花了不少錢，老百姓感覺不強烈，企業也不感激政府，還造成了價格的扭曲，吃力不討好。如把這筆錢補進老百姓的收入中，讓價格高一些，由老百姓自己來決定如何消費，消費多少。政府同樣的支出，資源會得到更好的利用，百姓的收入也會提高。補貼居民，可以貧困與低收入人群多補，中等收入人群少補，富人不補。
當然，要政府減收，或說減緩增收速度，前提是政府要減支，或減緩支出的增長速度。現在新開展的民生工程越來越多，過去的欠賬也要不斷地補回，財政增收速度下降，會給政府的運作帶來很大的壓力。因此，在提出兩個翻番，提出收入分配改革的同時，政府同時要減少開支。要加快梳理政府的支出結構，把不該花的錢，堅決地節省下來。最近中央轉變作風的八項規定，反對舌尖上的浪費等，就是很好的措施。在媒體、普通百姓的監督下，最近食品浪費的現象大大減少。推而廣之，在政府的投資中，也存在著大量的浪費。現在各地政府的大樓越蓋越豪華，城市廣場、綠地越來越大。還有很多投資項目不一定是最急迫的，完全可以緩建。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增加透明度，由社會來監督。如能將政府預算公開的范圍進一步擴大，由群眾在網上來監督，相信政府的支出是可以大幅度減少的。
《經濟參考報》：您剛剛談到政府要向居民讓利，同樣地，企業也要向居民讓利，那么，這個利應該如何讓？
湯敏：在過去的幾十年改革開放中，企業的利潤也一直在攀升，利潤增長速度高于GDP增長速度。要確保居民收入翻番，進行收入分配改革，企業也要讓出，比如說，1個百分點的GDP利潤來算，也就是5000億一年。
然而，與政府部門的統一結算不一樣，企業的收益是嚴重的苦樂不均。一部分企業獲得暴利，并不一定是因為它經營有方，而主要是由于政府的政策，或是它的壟斷地位造成的。因此，這部分企業在提高居民收入上應該承擔更大的責任。而那些本身就在生死線上掙扎，岌岌可危的企業就不應該承擔這些責任。
從這個原則出發，目前首當其沖要讓利的應該是銀行業。據報道，去年全國銀行業的利潤高達1.25萬億，其利潤率甚至高過煙草與石油業。銀行獲得高利潤固然與員工的努力有一定關系，但更重要的是國家政策把存款利率定得過低。很多時候一年定期存款利率還低于通貨膨脹率，這就造成了銀行較高的存貸差。而我國銀行80%的利潤又來自存貸款業務。所以說，是國家的利率政策，造成了相當部分企業賠錢，唯銀行業賺大錢的不合理現象。
因此銀行業要向居民讓利。我國居民存款總額近40萬億人民幣。這就是說，如果存款利率提高半個百分點，居民收入就能增加2000億人民幣，幾乎是半個百分點的GDP。
另一個切實可行的企業向居民讓利的機制是加大國有企業向國家財政分紅比例。2011年我國國有企業利潤總額達2.26萬億人民幣。如果能夠把國有企業向財政分紅的比例從目前的10%左右提高到25%到30%，那么，每年財政就能增收3400-4500億人民幣。可以再通過國家財政把這部分錢用來給城鄉低保人群，貧困地區，退休人員增加收入或退休金。
還有一些能夠增加企業向居民讓利的方法。例如，如果國家在金融、稅收以及其它各種政策上向勞動力相對密集的小微企業、向服務業傾斜，勞動力市場就會更加緊缺，從而使企業不得不增加工資來吸引員工或留住員工。這樣就造成了通過市場機制大面積增加勞動者收入的效果。在這些領域工作的往往是人群中收入比較低的農民工。他們的工資較快增長，還會帶動農村短工工資上漲，從而可以緩解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的政策建議，是針對確保兩個翻一番的問題，涉及的主要是國民經濟的第一次分配，即GDP在政府、企業、居民之間的分配。在收入分配的問題中，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問題，即收入如何在居民之間的分配，以及政府如何通過二次分配的方式，使城市居民間、農村居民間、以及城市與農村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更公平更合理的問題。即使是完成了上述的政府與企業向居民讓利，也不能保證居民間的收入分配的公平。這還要有其它的收入分配政策的配合。然而，如果沒有一次分配的公平，居民在第一次分配時切到的蛋糕越來越小，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二次分配也很難分得好，也就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公平公正。
《經濟參考報》：您認為，在實施居民收入翻番過程中，政府還應該注意哪些問題？
湯敏：在舉國上下都在談居民收入翻番時，也要防止另一種傾向：居民收入過度增長。在我國就怕大躍進，很多好事、好政策，一大躍進就把好事變成了壞事。從我國經濟的承受能力來看，從企業對員工工資增長的消化能力來看，每年增加7.2%再加上通脹3%，也就是每年一成左右的工資增長，已經是上限。農民的收入更難保持年年有一成的增長。如果再高于這個增長速度，就可能要出問題。
過高的收入增長可能造成的第一個后果就是通貨膨脹。目前我們保持的低通脹的態勢實際上很脆弱。由于惡劣天氣的影響，國際糧價正在攀升。這將會影響到國內的糧食價格與食品價格。農村居民收入的增加也會推動農產品成本的增加。如果通貨膨脹上漲過快，居民好不容易增加的一點收入就會被抵消掉，老百姓會抱怨得更厲害。在80年后期與90年代中期都出現過這樣的現象。
過高收入增長可能造成的第二個后果是大規模的企業倒閉。中國經濟正處轉型之中。很大數目的小微企業都是在微利中生存。我與很多小企業家談過，他們對能夠承受每年10%的員工工資增長很沒有信心。如果每年工資增長高于10%，大批的企業會倒閉。這又可能造成大批工人失業的現象。
真理往前再多走一步就成了謬誤。十八大后，各地政府都在制定居民收入倍增計劃。一些地方已經出現了頭腦過熱的現象。中央定的10年翻一番，好幾個省已將之加碼成五年翻番。這種拔苗助長、好大喜功的現象一定要引起關注。建議有關部門建立一個“鞭打快牛”的機制。對那些居民收入增長過快的省份要給予一定的制約，采取如減少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等措施。否則，一個很好的政策可能會出現正好相反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