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親身經歷了兩件事情，讓我感到春節前“用工荒”問題再度降臨深圳：
其一，上周日和一群同事到一家頗上檔次的酒店吃飯，期間感到服務質量與以前相比明顯下降：不要說服務員會主動給客人分菜，就是加點茶也需要左喊右喊好多次。因為心里感覺不滿，就忍不住問服務員是怎么回事？服務員則一臉無奈地回答：“以前都是一個服務員負責一個房間，現在要同時負責三個房間，實在忙不過來。”
其二，本周有兩位同事先后向我訴苦：小孩放假了，家里沒老人在身邊照應，保姆又要回家過春節，節前自己不能請假，看來只有帶著小孩來單位上班了。
這不由得讓我想起自己以及和我同時來深圳的一幫朋友和同事：當年我們也是一到春節就急著往老家趕，后來工作穩定了，戶口、房子等問題也慢慢地一一解決了，由內地人變成了一個真正的深圳人。再遇到春節，就不是急著回老家了，而是把父母接到深圳來實現全家大團圓。
反觀目前的“用工荒”，根本的一點就是服務員、保姆這些農村轉移人口，他們雖然人在深圳工作，但并不是深圳人，他們的戶口、房子、社會關系等仍然留在生養他們的農村。這樣，春節這個中華民族最重要的傳統節日來臨，他們就不得不舍棄一些經濟利益去履行其作為家庭成員以及社會關系角色扮演者所應該履行的責任。如果他們也和我以及我的那些朋友、同事一樣，在深圳工作一定時間以后，慢慢地變成了真正的深圳人，他們還會一到春節就急著回老家嗎？我想應該不會，他們肯定也會像我們一樣，考慮著如何把家人接到深圳來進行春節大團聚。若如此，“用工荒”問題顯然也就不再存在。
這就使得我想起了當前正在轟轟烈烈開展的城鎮化建設。在我看來，新型城鎮化建設，首先需要做的不是急著再增加農業轉移人口、不是急著擴展城鎮的地盤、更不是急著大興土木大搞房地產建設，而是補課。我國城市化率表面上看已經達到了52%，實際上這中間有著極高的水分，因為它把我上面所說的那些并不是真正深圳人的服務員和保姆們都當成已經城市化了。其實他們只是在深圳工作，除此之外，戶口、住房、親屬關系等這些重要的東西都仍然留在農村。所謂補課，就是要把現在所說的52%的城市化做實，具體地說就是把那些在城市工作的農村轉移人員變成真正的城市人。這才是真正、徹底的城市化。
當然，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是需要成本和代價的。這也是一些地方政府圈地建房積極性高漲而常住人口長期居高不下難以有效轉化成戶籍人口的一個重要原因。把農村轉移人口真正變成市民，是城鎮化建設的一項基本任務，其所需要的成本應該由政府、社會、現有城鎮戶籍人員以及進城農民自己多方共同承擔。這就涉及成本的分擔問題。如何科學、合理、有效地分擔這些成本，需要政府在充分尋求社會各階層智慧的基礎上做出正確的決策。這中間，政府的責任是最為核心的。
一個城鎮的整體容量總是有限的，有限的空間范圍和城市系統只能容納有限的城鎮人口，這就涉及政府對外來人員的選擇問題。我們知道，一個社會要想正常運轉就必須有各種行業、各種層級的人員，否則，社會系統就會運轉失靈。長期以來，各地城鎮政府特別是城市政府在引進外來人員時，往往對高層級的工種和人員大開方便之門，而對低層級的工種和人員則設置較高門檻甚至完全關閉大門。這就導致一些低層級的行業，其從業人員絕大多數都是流動人員，無法像高層級的行業那樣有著穩定的員工隊伍。這樣，一方面，使這些行業常常出現階段性、季節性的“用工荒”；另一方面，也不利于這些行業整體工作質量和效率的提高，使其長期淪落為社會發展的短板。
如果城市政府在接納外來人員時能夠考慮到行業的比例關系以及各類人員之間的合理化結構組成，那么，服務員、保姆這類低層級工作人員的市民化所遇到的困難和阻力就一定會大為減少。實際上，只有從業人員結構的合理化，才能最大限度地確保社會系統正常運轉。否則，在一定時間階段，菜沒人上、小孩沒人帶就是必然，而且會反復出現。所以，轉變這方面的觀念是當前第一要務。
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是需要成本的，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農村轉移人口沒有實現市民化實際上也是需要付出很高的社會成本：每年春運，火車票總是一票難求，為了搞到一張回家的票，人們不僅付出了比平時更多的金錢，還耗費了大量的時間、精力；服務員回家了，酒店的生意受到影響，該賺的錢沒有賺到；保姆走了，小孩沒著落，大人要么請假照顧影響工作、要么帶著上班勞心勞力；春運大遷徙，交通阻塞、交通事故頻發；進城人員長期不在家，小孩得不到應有的教育、老人得不到應有的照顧，以至于不斷出現各種家庭悲劇等，所有這一切都是農村轉移人口沒有實現市民化所付出的有形和無形的成本，如果將其量化，其數額是極為驚人的。
由此，我們不能不想到，不徹底的城鎮化即使只從經濟角度考慮對社會來說也未必是合算的，如果從人性角度、從家庭倫理角度、從社會和諧角度來觀察，就更是問題多多。所以消除城鎮化泡沫、做實城鎮化，是政府對農村轉移人員及其家庭應盡的責任和義務。如果說，過去30多年來，為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農村轉移人員做出的巨大貢獻和犧牲是必要的，那么現在，就到了政府和社會該為他們這種貢獻和犧牲做出補償的時候了。
在對地方政府及主政官員設置考核體系時，有必要把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作為一項重要指標。因為它不僅可以檢驗其政績，還可以檢驗其執政理念——是否真正“以人為本”。只有真正“以人為本”，城鎮化泡沫才能得到徹底消除，和諧社會也才能有效實現。
希望有一天，我吃飯的那家酒店的服務員、我同事家的保姆都能變成真正的深圳人。即使到了春節，他們仍然可以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如此，所謂的“用工荒”問題自然也就不復存在了。城鎮化也就是實實在在的城鎮化了，沒有泡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