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市北三環路中段的一家飯店，寬松的管理氛圍令人印象深刻：為保證員工休息，店家把晚間營業時間設為5點以后，早到的顧客需耐心等待；服務員個個神情輕松，工作之余，或與顧客神侃兩句，或隨店內音樂哼唱幾聲。
筆者注意到，在店門口的招聘告示上，店家承諾“以實現員工權益為企業發展基礎”。店家說：“你對員工不好，人家隨時跳槽。”一家飯店的“用人經”，折射出當今中國勞務市場的深刻變化。
統計數據表明，2001年至2010年，全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年均工資從10834元提高到36539元，年均名義增速為14.6%，年均實際增速為12.4%。
從勞動力“無限供給”到勞動力逐漸成為稀缺資源，這種變化，固然會給某些企業帶來額外成本，增加經營難度，長期看來卻可能是中國實現產業升級、集約增長和“人本”管理的進步推手。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依靠廉價資本要素，或許能實現量化擴張于一時，卻可能導致一個企業、一個行業乃至一個民族失去技術和管理創新的動力，錯過產業優化升級、經濟騰飛的戰略機遇。
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增長模式和國際產業分工格局經歷深度調整，美國等發達經濟體著力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中國“出口替代內需”的增長模式難以為繼，單純的“人口紅利”已經無法支撐經濟持續增長。
另一方面，“人口紅利”本身的存續也是個問題，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超過15歲不滿60歲的勞動年齡人口為93727萬人，較前一年減少345萬人，占人口比重為69.2%，較前一年末下降0.60個百分點。
分析人士認為，勞動力數量的減少，撫養負擔的增加，標志著“人口紅利”正走向下坡路，這會在許多方面產生效應。
這些效應既可能包括出口部門成本上升，人民幣實際匯率水平上升，某些行業經營困難；也可能迫使中國經濟朝著資本、技術密集型方向升級；還可能導致老齡化加速，財政體系壓力增大等等。
上述可能的變化，客觀上要求中國在調整經濟結構的同時，要相應啟動收入分配、用工制度和勞動保障等領域的改革。
發達國家的過往經驗表明，若發展戰略運用得當，則用工成本提高，勞動者境遇改善，有利于強化市場競爭，倒逼企業提高勞動生產率，促使新技術、新行業興起；也有利于促進公平和諧的勞資關系，進而拉動內需，為城鎮化提供可能性。這無疑有利于促使中國避開“中等收入陷阱”，全面提升經濟社會發展質量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