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國家庭收入不均的局面嚴重，我在1月18日本欄的文章中指出，政府要縮小收入差距，一種可行的政策就是實施有條件現金轉移支付制度，即拉美國家廣泛施行的CCT制度。從長期來看，通過加大有條件現金轉移支付制度的實施力度，增加對居民人力資本投入，減少機會不均，既可降低收入差距、降低貧困的代際傳遞，又可保證長期經濟增長。
而可借鑒的制度不僅于此。美國的勞動所得抵免（EarnedIncomeTaxCredit，EITC）制度對我國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就有積極的啟示作用。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國目前最主要的針對貧困人口的轉移支付政策。但從數據上看，我國政府對低收入家庭的保障水平不高。2012年11月，城鎮最低生活保障的平均保障水平僅為235元，農村為104元。同時，由于戶籍限制，貧困農民工家庭被排除在城鎮最低生活保障的保障對象之外。
另外，我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福利依賴”問題非常嚴重。根據2009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報告，城鎮享受“低保”的救助家庭中有約61%的人有勞動能力，現行“低保”制度存在“養懶漢”的問題。
首先，絕對差額補助的方式會弱化“低保”對象的勞動激勵。
目前大多數省份的“低保”制度采取絕對差額補助的給付方式，這相當于對“低保”家庭的勞動收入征收了100%的稅收。“低保”家庭收入增加多少，“低保”收入就減少相應的金額。對于那些工作技能較低、收入水平較低的勞動者，其實際收入可能并不比最低生活保障線高多少，這種給付方式導致“低保”對象沒有動力通過勞動增加自己的收入。
其次，“福利疊加”可能強化“低保”對象的福利依賴。
由于多項社會救助政策直接瞄準“低保”對象,“低保”資格成為享受多項救助政策的前提，這種“福利疊加”可能強化“低保”對象的福利依賴。因此“低保”家庭勞動收入的增加不僅導致“低保”待遇的等額減少，還將失去其他附加在“低保”制度上的福利，這大大降低了“低保”家庭通過積極就業增加收入的動力。
為避免“低保”家庭對政府轉移支付形成過度依賴，通常的做法可以是區分保障對象是否擁有勞動能力，以實施不同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這方面比較成功的做法是美國的勞動所得稅抵免制度(EITC)。其他發達國家如英國、新西蘭、奧地利、比利時、丹麥、芬南、瑞典、法國以及荷蘭等也有類似制度。
EITC制度是美國政府為降低收入差距而實施的所得稅抵免制度，實際上是一項針對貧困家庭的現金轉移制度。對符合EITC的某居民，當其稅收抵免額超過應納稅額時，超過的部分政府就以現金方式支付給該居民。當其年收入在某一水平之下時，獲得的稅收抵免隨收入增加而增加；只有當收入超過一定水平之后，獲得的稅收抵免才隨著收入增加而減少。例如，2011年，有1個小孩的家庭，其年工作收入為1萬美元，該家庭不僅沒有聯邦收入稅，還可以從政府拿到3000美元，相當于30%的負稅率。2011年，有30%的美國家庭受惠于此制度，受惠家庭平均獲得2340美元。
通過EITC的轉移支付及其他社會福利政策，美國家庭中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年收入由7600美元上升到了3萬美元。EITC在縮小收入差、減少貧困方面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的一項報告，EITC的轉移支付及其他社會福利政策使得美國基尼系數由0.49下降到了0.38。
EITC制度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家庭的“福利依賴”。EITC以有工作的低收入群體為保障對象，并且將補貼金額與勞動收入掛鉤，有效地刺激了低收入家庭的就業。學術界的大量研究表明，EITC有效促進了勞動力的供給。EITC制度使有一個孩子的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比例增加了2.8個百分點。該制度也因此獲得美國共和民主兩黨的共同支持。這在過去30年由里根、克林頓、小布什及奧巴馬主持的多次稅收制度改革中均得到擴充，在美國政壇極為少見。
EITC制度的最大優點是稅收返還與居民收入掛鉤，激勵了勞動者的工作積極性，避免了家庭的“福利依賴”現象。我以為，我國目前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大的問題是“一刀切”，對收入低于“低保線”的家庭實行統一救助，弱化了有勞動能力勞動者的工作激勵。
借鑒EITC制度，我國政府應區分救助對象是否擁有勞動能力，對不同低保對象施以不同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對于有勞動能力的低收入群體，要求他們積極參加培訓、尋找工作和就業。同時，提高保障水平，改變支付方式，根據低收入家庭的勞動收入設計一些補貼制度，激勵他們積極就業、積極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