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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去年11月野田佳彥決定解散眾議院并在12月舉行大選之后，日元走勢猶如溜滑梯般直線下跌，從
1美元兌78日元的高點一路破80、85，跌至兌90日元附近。去年12月單月跌幅達5%。乍看之下貶值幅度雖仍小于2012年2月的6%，但日元過去2個月累積跌幅已接近20%，這可以說是5年以來未曾有過的狀況。與此同時，日經225指數則已上漲超過15%，在政治、經濟的雙重壓力下，重登相位的安倍晉三強勢出臺一系列經濟刺激政策，更迫使日本央行于1月22日宣布采取開放式購債，并將通脹目標上調為2%。
對安倍晉三大規模增加公共開支并推行無限量貨幣寬松的政策的實踐，國際資本市場上出現了一個頗富創意的新詞“安倍經濟學（Abenomics）”。說起來，“安倍經濟學”其實很簡單，就是在深陷通縮陷阱的日本，營造出通脹的預期。消費者預期到物價即將上漲，就會加快購買本來就要購買的商品，進而拉動消費和投資。最終，通脹預期將成為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幫助日本盡早擺脫通貨緊縮的泥沼。不過，通脹預期不會平地而生，只能靠央行大規模印鈔。而在大規模印鈔之下，日元匯率也有望擺脫“升升不息”的軌道。
那么，在此情景下，我們該如何審視日本資產的投資？
日本目前經濟的問題，可從兩方面來說。短期因素，確實與日元過去幾年的強勢脫離不了干系。
2008年全球發生金融海嘯以來，在美國確立以美元貶值作為刺激經濟的部分手段后，加上日本民眾在日元升值下逐步減少過去慣常使用的利差交易模式(賣出低息的日元買進其他高息貨幣或新興市場資產)，甚至個人或企業在海外投資失利下結束海外投資，把本金匯回日本，進一步推升了日元匯價。日元兌美元由120升值至80，由此對日本的出口產業，包括汽車、消費性電子造成了可以說是毀滅性的打擊。豐田股價由8000跌至2500，索尼由7000跌至770，夏普更是陷入債務違約風險黑洞之中。更讓日本人不爽的是，韓國隨著韓元兌美元匯率由2008年的900：1迅猛跌至1600：1，有效提振了韓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進而取代了日本原有的市場。
長期來看，日本經濟的萎靡不振，除了上世紀90年代的資產泡沫清理速度過慢，還有就是日本人口結構的拖累。日本人口早在2010年就進入負成長，人口紅利徹底消失，而產業未能順利轉型，致使日本在第三波工業革命中至關緊要的個人電腦、互聯網以及手機產業上相形失色，至于在科技產業正當紅的蘋果、谷歌、臉譜、亞馬遜等產業模式，日本企業至今還未能跟上，而這些都是就算日元貶值也解決不了的問題。
日本的產業模式與德國相似，都擁有扎實的研發實力。位于歐元區的德國遠可攻占全球版圖，再不濟也可以退守歐洲大陸。然而，日本雖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人口或GDP規模僅是美國或歐元區的三分之一，再加上是海島型國家，退無可退，也就是說今天日本若要重整山河，必須在亞洲建立起相當于德國在歐洲的經濟地位，可惜日本在二戰后的崛起靠的是美國或發達國家經濟成長的帶動，而日本一直以脫離亞洲為榮。
不管怎么說，“安倍經濟學”畢竟使日本經濟在長期的壓力下出現了一絲曙光，日本低利率政策讓退休一族不敢消費，進一步惡化了內需，若日本民眾能恢復信心，日本經濟短期將大有可為。那該怎么掌握日本這次改革的投資契機呢?
外匯投資上，筆者預估這次日元貶值是政策性的有意貶值，因此日元弱勢的時間不會太短，貶值空間可能會在100至120之間，外匯市場上投資人可以把握日元反彈時建立空頭部位，而日元走弱趨勢下，利差交易勢必再次掀起，有利高息貨幣走勢。在發達國家貨幣中，澳元、新西蘭元應是首選，新興國家可考慮挑選基本面持續向上的如墨西哥披索、土耳其里拉，至于投資巴西雷亞爾或南非蘭德時，需同步關注大宗商品走勢。
日元貶值除可讓日本出口類股享有匯兌收益外，更可提高日本企業的海外競爭能力，所有的日本出口產業都將因此受惠；首先受惠的當然是汽車及消費性電子甚至是相關零組件廠商，豐田、本田股價過去3個月的漲幅達40%，夏普甚至漲了一倍，短線看來漲幅不小，但以過去幾年高達七至九成的跌幅，股價仍有上升空間。當然，一向是日本強項的化學材料、航運與制藥等大型產業也將受惠。
日元的強力貶值雖然為奄奄一息的日本經濟帶來一線生機，但先從美國開始，
然后歐元區，再到日本的這種依賴匯率貶值刺激經濟的政策，已嚴重傷害了國家或央行之間的互信基礎，極易發生貿易摩擦。而與歐、美等國不同，日本在出口上與亞洲及其他新興國家中有一定程度的替代關系，若日元貶勢過速恐將影響全球的出口生態，乃至引發貨幣戰爭，這樣的高風險不可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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