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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央“八項規定”、“六項禁令”執行以來，一些官場新風令人欣慰。但從媒體的曝光來看，諸如公款吃喝現象依然嚴重，一些公款吃喝甚至變得更為隱蔽。據《新京報》報道，一些地方的公款吃喝轉移到了內部餐廳，而甘肅、福建等10余家省級駐京辦餐廳，至少3日內的包間和宴會廳都已預訂一空，“主要是國企和政府部門的公務接待和年會”。
節儉新風疾吹，一些省級駐京辦卻成為公款吃喝的“新戰場”，這樣的場面無疑令人失望。值得警惕的是，被曝光的省級駐京辦，處于禁令傳達和執行的上游。如果這一級別的權力系統都能視禁令于不顧，那么基層的禁令執行恐會出現更多的變數。“燈下黑”必然引起執行力的迅速遞減，中央的規定在不知不覺中被打折扣。
盡管一些地方“兩會”都表現出了精簡的新會風，但公款吃喝的形勢依然嚴峻。不難理解，相較于會風的轉變，公款吃喝的治理對官員實際利益觸動更直接，且輿論監督在會風的轉變上往往體現得更為顯著。
因而，公款吃喝的特殊性，決定了它的治理需要更大的魄力和智慧。
公款吃喝變隱蔽，證明有“避風頭”心理的官員能心存僥幸，說明禁令的剛性還有待加強。但公款吃喝難治又不僅僅是官員的“僥幸心理”使然。曝光的駐京辦餐廳中，每個級別的領導所對應的消費水平都被明碼標價，說明這已經不僅是偶然現象，而是潛移默化的風氣。面對“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現實，更需明確，公款吃喝只是表象，權力是否被關進籠子，公開財政賬務，才能治本。
官場浪費和公款消費已表現出生活化、日常化傾向，要狠剎這股不良風氣，阻力和涉及面都更大。要取得實質效果和鞏固已有成果，只有上升到制度層面，方能達致良效。事實上，就禁令的落實而言，中央頒布禁令的意義更多在于亮明態度和決心，禁令如何從“上面要求”變成硬約束，尚需要有針對性的制度安排。用公款送禮、宴請會有怎樣的直接后果？亂象被媒體曝光后，是否有相應的懲治對策？這些都有待“禁令”向制度的過渡。總之，需要“頂層態度”，更要以看得見的方式和制度約束讓公款吃喝者付出代價。
此外，要增強作風轉變的改革協同性。如此次公款吃喝發生在駐京辦，那么應該反思，駐京辦的管理是否存在漏洞？根據國務院頒布的《關于加強和規范各地政府駐北京辦事機構管理的意見》，國管局應加強省級及經濟特區政府駐京辦事機構的黨團工作，協助派出地政府抓好廉政建設，必要時會同審計署對省級及經濟特區政府駐京辦事機構審計情況進行抽查。“必要時”能否改為常態？除省級駐京辦之外，其他要求撤除的縣級駐京辦是否仍在隱藏？
公款吃喝之根本在于權力的監督和約束問題。作風之變非一日之功，有針對性和預見性的制度設計，就更顯必要。正如人民日報所言，“反腐倡廉必須常抓不懈，拒腐防變必須警鐘長鳴”，關鍵就在“常”、“長”二字，一個是要經常抓，一個是要長期抓；“少數人靠覺悟、多數人靠制度，改作風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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