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黨委書記、副所長黃群慧日前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專訪時表示，經濟是一個復雜的系統，不僅有總量大小問題，還存在多層次交織、多因素匹配的結構問題。從不同的角度，經濟結構可以有不同的分類。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經濟結構是經濟長期發展的結果，又影響著經濟發展的未來方向。在跨越式發展戰略和出口導向工業化戰略驅動下，在我國經濟取得快速發展的巨大成就同時，我國經濟也存在不可持續、經濟結構不協調等方面的問題，為此，十八大提出要把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十二五”規劃確定要在2015年經濟結構調整取得重大進展，201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將加大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力度作為今年的經濟工作要求。為實現上述目標，當前應該以優化產業結構為突破口，通過戰略轉型，以創新驅動戰略大力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
制造業是國家長期發展的關鍵
黃群慧說，在眾多結構性問題中，改善需求結構、優化產業結構、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是我國當前亟待解決的重大結構性問題。需求結構方面主要表現為內需不足、消費不振的結構失衡問題；產業結構方面主要表現為三次產業結構的農業基礎薄弱、工業大而不強、服務業發展尤其是現代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滯后問題，所謂“一產不穩、二產不強、三產不大”的問題，具體行業結構的部分行業產能過剩、高新技術產業新興戰略性產業比例不高問題；在區域結構方面，主要表現為城鎮化發展滯后、中西部地區發展滯后、城鄉和區域之間生活條件和基本公共服務差距較大問題。針對這三方面的重大結構問題進行戰略性調整，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求結構、產業結構、區域結構之間具有很強的關聯性，能互為前提，需要協調整體推進。但從操作角度看，需要找到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突破口，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實現尊重經濟規律、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發展，關鍵是深化產業結構戰略性調整”。這為我國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指明了突破口，產業結構優化就成為我國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核心要求，這意味著以優化產業結構為突破口協調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是我國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主體思路。
黃群慧認為，以優化產業結構為突破口協調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當前主要有以下幾方面任務：
一是大力發展實體經濟。十八大報告中不僅指出“要牢牢把握發展實體經濟這一堅實基礎，實行更加有利于實體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還明確要求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健全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現代金融體系。國際金融危機的教訓和發達國家紛紛實施“再工業化”戰略，告訴我們必須從戰略高度認識發展實體經濟的重要意義，這對于我們這個發展中大國而言，尤其重要。工業尤其是制造業是實體經濟的主要內容，國外一份最新研究表明，在過去60多年間，由工業產品的復雜性所反映的一國制造業能力是所有預測性經濟指標中能夠最好地解釋國家長期增長前景的指標，國家間的制造業能力差異能夠解釋國家間收入差異的至少70%。這種從能力視角解釋制造業經濟功能的發現意味著，雖然制造業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經濟總量中的比重不斷下降，但制造業本身所蘊含的生產能力和知識積累卻是關系一國經濟長期發展的關鍵。因此，制造業對于國民經濟的意義，不僅僅在于該部門直接創造了多少經濟價值，更體現在它對于國民經濟長期增長的驅動作用。
二是治理產能過剩和淘汰落后產能，改造提升傳統產業。我國鋼鐵、電解鋁、水泥、造船、汽車制造、紡織服裝等行業的產能都嚴重過剩。我國煉鋼能力已經接近10億噸，上半年利用率只有74.7%，我國的水泥產能已經超過30億噸，已經大大超過“十二五”末達到22億噸的規劃指標。而且由于過度競爭，企業利潤微薄，不少企業已經陷入虧損狀態。根據工信部的統計，煉鐵、煉鋼、電解鋁、焦炭、水泥、化纖等18個行業中落后產能占總產能的比例達到15%～25%。因此，廣泛應用先進適用技術、信息技術和先進工藝設備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增強新產品開發能力和品牌創建能力，加大技術改造力度，優化企業組織結構，淘汰落后生產能力，任務還十分繁重。我國主要工業行業現代化水平整體還較低，只相當于國際先進水平的40%，離實現工業現代化還有相當距離。只有落后的技術，沒有落后的產業。我們要加快傳統產業技術改造的步伐，淘汰落后產能，提高現代化水平，增加自主知識產權，發展知名品牌，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增強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三是要繼續大力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緊緊圍繞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車等重點領域，強化創新能力建設，重點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當前，以人工智能、數字制造、工業機器人等基礎制造技術和可重構制造、3D打印等新興生產系統的技術突破和廣泛應用為主要內容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對世界經濟、社會發展方向和全球產業競爭力格局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我們必須以此為契機，將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與現代制造技術的研發、應用結合起來協調推進，通過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為先進制造技術突破提供應用場所和市場支撐，通過先進制造技術的發展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工程化、產業化提供工藝保障。
四是大力發展現代生產性服務業。生產性服務業是我國三次產業協調發展的關鍵，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一方面有利于促進我國從工業大國向工業強國轉變，解決“二產不強”的問題，另一方面還促進了第三次產業的發展，解決“三產不大”的問題，我們必須把生產性服務業發展作為真正的戰略性產業來大力發展。從國際上來看，發達國家制造業競爭力的提升，離不開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從企業層面看，產前的市場和定位調研服務等，研發中的設計服務、創意服務、模具服務等，生產中的工程技術服務、設備租賃服務等，營銷中的物流服務、網絡品牌服務、出口服務等，都具有增強產品差別化和區分競爭對手的作用，從而強化企業的定價能力和控制市場能力。同時運輸、電信、商業、金融保險等生產性服務業具有很強的外部經濟性，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的基礎設施。生產性服務是制造業的重要“中間投入”，如英國20世紀90年代中期制造業對生產性服務業的依賴程度為16.71%，比20世紀70年代早期的1.67%提高了10倍。
通過戰略轉型實施創新驅動戰略
黃群慧表示，圍繞上述四個方面的任務，著力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可以加快建成以高新技術產業為先導、以先進制造業為基礎、以現代服務業為支撐的布局合理、配套完善、競爭力強的現代產業體系。需要強調的是，在推進優化產業結構時，要注意與需求結構、區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協調推進，也就是在體制機制和政策導向上，保證現代產業體系建設與擴大內需、提振消費、加快城鎮化進程和縮小地區差別等相容。從大的發展戰略上看，這就是要求新型工業化戰略與新型城鎮化戰略的協調推進。
無論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還是經濟結構調整，都不是新提出的經濟發展任務。這些年一直在強調調整經濟結構，但效果并不顯著，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國的經濟發展戰略一直沒有實現從要素驅動戰略向創新驅動戰略轉型，要素驅動戰略強調的是通過投資、勞動力、資源、環境等要素的低成本的大量投入來驅動經濟快速發展，追求的是經濟發展速度，以經濟增長數量為戰略目標，而創新驅動戰略則強調的是通過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來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追求的是經濟發展效益，以經濟增長質量為戰略目標。經濟發展戰略決定了經濟結構，只有通過戰略轉型，實施創新驅動戰略，才能真正實現經濟結構的調整。十八大報告將“創新驅動戰略”作為國家戰略提出，其重大意義也在于此。
黃群慧說，創新驅動戰略中的科技創新對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具有重要的支撐和引領作用。從產業結構優化看，無論是大力發展實體經濟，還是通過現代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淘汰落后產能，無論是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還是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都依靠不斷的科技創新和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目前，我國技術水平還比較落后，創新能力還有待加強，整體上還沒有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尤其是核心技術自主性很差。從研發投入看，2008年OECD國家平均研發強度為2.33，美國、德國和日本的研發強度分別為2.89、2.64和3.42，我國只有1.54，到2010年也只達到1.71；從關鍵技術自給率看，中國的紡織機械、高端機床、高速膠印機、集成芯片制造設備和光纖設備制造設備產品進口分別達到70%、75%、75%、85%和100%；從專利看，2010年我國申請的國際PCT專利12337件，僅相當于美國的1/4、日本的1/3。2004年到2006年，美國、日本、德國分別掌握了納米技術領域的43%、17%和10%的專利，占到全部專利的70%，而中國在納米技術領域掌握的專利微乎其微。由于我國核心技術和自主知識產權的缺乏，導致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困難，從而嚴重制約了經濟結構調整的進展。因此，如果沒有科技創新能力的大幅提升，難以真正完成經濟結構的戰略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創新驅動戰略的創新不僅僅包括科技創新，還包括制度創新。由于制度創新是完善我國經濟發展和科技創新體制機制的根本手段，制度創新的意義在于發揮“改革紅利”的作用，因此對于“創新驅動戰略”而言制度創新更具有根本意義，也就是說改革才是實現創新發展和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根本動力。
一方面，制約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體制機制因素需要通過制度創新、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以產能過剩為例，對產能過剩的治理，不能夠僅僅依靠“關停并轉”等強制性的行政手段，關鍵是通過制度創新和深化改革破除產能過�；蚵浜螽a能形成的深層次體制根源，建立長效機制，這包括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深化行政體制改革，解決地方政府績效考核體系不合理、政府職能越位的問題，更好地協同市場的基礎性作用和政府的引導作用，綜合利用經濟、法律和行政手段協同來治理產能過�；蛱蕴浜螽a能。一般預期明年我國各地會加大投資力度，這就更要警惕由于產業政策的不合理和政府對國有企業投資過度干涉而導致的產能過剩或落后產能。從這個意義上，明年積極推進政府體制改革十分必要。
另一方面，制約我國科技創新能力提升的不僅僅是科技投入少的問題(中國的研發費用支出2012年預計可達到1萬億元人民幣)，更為關鍵的是我國科技體制機制還有許多方面亟待完善，嚴重影響到了科技投入的產出效果，造成科技創新效率低下。一份實證研究表明，中國基礎研究經費投入每增加1單位，其SCI篇數增加0.852，而日本、韓國分別為1.263、1.755；中國研發經費投入每增加1單位，專利核準數增加1.386，而日本和韓國分別是2.652和1.676�？萍俭w制機制存在的問題突出表現為：企業技術創新主體地位沒有真正確立，產學研結合不夠緊密，研發和成果轉移轉化效率不高；一些科技資源配置過度行政化，分散重復封閉低效等問題突出，科技項目及經費管理不盡合理；科技評價導向不夠合理，科研誠信和創新文化建設薄弱，科技人員的積極性創造性還沒有得到充分發揮。因此，這需要通過制度創新，通過深化改革來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進而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從而進一步驅動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
未來三年應著重推進三方面工作
“十二五”規劃要求在2015年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要取得重大進展，基于上述分析，制度創新和科技創新是驅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進而協調推進經濟結構調整的根本動力，為了達到“十二五”規劃目標，未來三年應該著重推進以下幾方面工作。
第一，積極推進政府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無論是經濟體制改革，還是科技體制改革，無論是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還是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現在矛盾的焦點和問題的關鍵都集中在政府體制改革和政府職能轉變上。實現政府從經濟建設者角色向公共服務者角色轉變，建立一個以保證市場經濟體制高效運行為目標的廉潔政府，是政府體制改革的目標，也是能否實現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
第二，積極推進國有經濟戰略性重組，有效發揮國有經濟在經濟結構調整中的作用。黨的“十八大”要求“推動國有資本更多地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提出要繼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推進國有經濟戰略性重組的意義不僅僅表現在推進經濟結構的所有制結構的變革，由于國有經濟肩負著一定的公益性和功能性使命，應該通過推進國有經濟戰略性重組，發揮其在整體經濟結構調整中的政策作用。當前國有企業改革只停留在對國有經濟的功能定位的整體認識階段，還沒有細化到基于國有經濟功能定位而對每家國有企業使命進行界定、進而推進國有經濟戰略性重組的具體操作階段。未來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思路應該是“精細化分類改革”，我國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應該進入“分類改革與監管”的新時期�；趪薪洕δ芏ㄎ�，可以明確將國有企業分為公益性、功能性和商業性企業三類，進而賦予功能性國有企業關于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使命，實現國有企業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方面的功能。
第三，積極推進科技體制改革，加快建設國家創新體系。2012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已經印發《關于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加快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意見》，今后關鍵是抓好落實。當前，我國創新體系建設中一個重要問題是創新主體缺失，這集中反映為共性技術平臺的缺失。共性技術是指在很多領域內已經或未來可能被普遍應用，其研發成果可共享并對整個產業或多個產業及其企業產生深度影響的一類技術，它為企業開展自主創新提供基礎技術平臺。由于共性技術在經濟上表現為公共產品，因此完全依靠市場力量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共性技術供給不足的問題，從國外經驗看，政府、行業協會和同業聯盟是從事共性技術開發的主要力量，而企業只是共性技術的使用者。共性技術平臺的缺失，導致了我國企業技術學習難度加大，技術開發成本大幅度提高，延緩了企業真正成為技術創新主體的進程。我國當務之急應加快三類共性技術平臺建設。這三類技術分別是：一是戰略共性技術。戰略共性技術是處于競爭前階段的，具有廣泛應用領域和前景的，有可能在一個或多個行業中得以廣泛應用的技術領域，如信息、生物、新材料等領域的基礎研究及應用基礎研究所形成的技術。二是關鍵共性技術。這是關系到某一行業技術發展和技術升級的關鍵技術。三是基礎共性技術，這是能夠為某一領域技術發展或競爭技術開發作支撐的技術，例如測量、測試和標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