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以為，對2013年全球通脹壓力結構不對稱性缺乏警醒，可能將成為未來中國經濟運行的重要風險之一。
2013年初，國家統計局公布了2012年中國經濟的各項重頭數據，伴隨著實體經濟的觸底反彈，物價形勢也在發生轉變，雖然2012年全年CPI同比增幅僅為2.6%，較2011年回落2.8個百分點，但從時序看，2012年12月，中國CPI同比增幅為2.5%，連續第二個月反彈，增幅較11月上升0.5個百分點。
對于物價形勢的未來演化，大多數市場人士認為，從成本推動和需求拉動兩方面分析，從翹尾效應、春節錯位、食品價格、國際油價等要素切入，中國通脹雖有上行壓力，整體風險并不大。但筆者以為，如果將視角從國內擴展到國際，那么2013年中國通脹相對壓力的悄然驟升，值得高度關注。
筆者利用IMF的數據，對1980~2013年IMF有統計數據的185個國家和地區的通脹率（其中部分國家2012年數據和2013年全部數據為預測值）進行了比較研究，結果驗證了中國相對通脹壓力的明顯上行：2013年，IMF對中國通脹的預估值為3.013%，這一通脹水平在全球185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109位；考慮到IMF預測值可能存在低估，如果根據彭博3.1%的預測中值，中國通脹水平的國際排位將升至第108位；如果進一步使用3.5%的市場預測水平，這一排位將升至第100位。而2012年，中國2.6%的通脹水平在全球僅排名第137位；1980~2011年，中國5.61%的通脹平均水平在全球則排名第138位。也就是說，盡管2013年中國絕對通脹水平的升幅可能不足1個百分點，但中國通脹水平的國際相對排位可能將上升20~30多個排位。
更進一步，筆者甚至認為，全球通脹的絕對壓力和中國通脹的相對壓力，可能都要高于IMF數據顯示的水平。將通脹分析的視角從短期轉變到長期，有一種十分重要的根源性要素很容易被忽視，那就是全球化。近年來，諸多國際和國內的學術研究表明，全球化對于降低全球通脹水平起到了不容忽視的積極作用。
全球化有效降低了全球通脹的長期中樞，其傳導路徑主要有五條：
一是全要素生產率通道，全球化促進了資本、人力、知識、技術在國際間的更快流動，進而充分發揮了優勢互補的效應，大幅縮短了落后國家的追趕時間，并進一步增強了發達國家的資源配置有效性，進而提升了全球整體的要素生產率，生產效率的提升則增強了供給能力，降低了全局物價水平。
二是貿易通道，全球化促進了商品在國際間更廣泛的銷售，進而借由市場的自然選擇降低了全局物價水平。
三是競爭通道，全球化降低了區域壟斷的可能性，國際化競爭迫使企業更快、更有效地降低成本，進而借由優勝劣汰降低了全局物價水平。
四是央行通道，根據TytellandWei的研究，全球化促使各國央行更加偏好低通脹目標，進而借由政策引導和政策調控降低了全局物價水平。
五是產出缺口渠道，在少部分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存在產能過剩問題的同時，大部分發達國家普遍存在負值的產出缺口，Woodford及其他學者的研究顯示，全球化使得一國通脹壓力更多取決于全球產出缺口而非國內產出缺口，進而使得產能過剩國家的通脹上行受到抑制，進而降低了全局物價水平。
但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全球經濟趨勢的一個重要特征恰是延續了2012年以來的全球化倒退。全球化的倒退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國際貿易的增幅放緩，根據IMF的預測，2012和2013年，全球貿易增幅分別為3.2%和4.48%，不僅低于2010年和2011年的12.55%和5.83%，還明顯低于1980~2011年年均的5.58%。
二是國際資本流動的放緩，根據彭博數據，1971~2007年，全球FDI年均增長19.04%，危機爆發后的2008~2011年，全球FDI年均增長率大幅降至-5.21%；2012年全年，中國實際使用外資同比下降3.7%，2009年以來首度同比下滑。
三是跨國公司的去國際化。在成本上升、監管趨嚴等因素的影響下，2012年以來制造業和金融業的跨國公司均呈現出“內向化”發展趨勢，例如，2012年12月，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庫克表示將把生產線從海外遷回美國本土；2012年12月5日，花旗銀行宣布全球裁員1.1萬人，收縮全球業務線。
四是以鄰為壑氛圍的加劇。2012年以來，貿易保護主義和匯率爭議進一步抬頭，全球政策協同的氛圍悄然惡化。
從整體形勢看，全球化的倒退將使其抑制通脹的積極作用大幅削弱，進而導致全球通脹中樞的上移。
進一步分析中國，從國際比較看，全球化倒退對中國通脹的影響尤甚，原因在于：一方面，從全球化倒退本身看，中國是最大的受害者。根據IMF的預測數據，2013年中國進口和出口增長的預估值分別較其1980~2011年的歷史均值低4.93個和6.68個百分點，明顯高于全球貿易1.1個百分點的削弱幅度。此外，據英國經濟政策研究中心（CEPR）的世界貿易預警項目監測，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全球40%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針對中國。
另一方面，從通脹壓力傳導路徑看，雙重差異性導致中國承壓明顯大于其他國家。
第一重差異性體現在產出缺口方面。根據IMF的預測，2013年中國產出缺口為2.46%，美國、德國、法國、英國和日本的產出缺口為-4.4%、-0.17%、-2.5%、-3.67%和1.84%。全球化的作用是使得一國通脹更受全球產出缺口影響，全球化的倒退則使得各國通脹更多受到內部產出缺口影響，在中國產出缺口為正、大部分重要國家產出缺口為負的結構下，全球化的倒退進一步加大了中國通脹的相對壓力。
第二重差異性體現在人口結構方面。中國和歐美發達國家以及日本、韓國、新加坡等亞洲國家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國正在經歷人口紅利縮小甚至消失的考驗，而其他這些國家已經在上世紀中葉之后走過了劉易斯拐點。有研究顯示，日本、韓國和新加坡在人口結構變化時期，實際工資上漲并未全然提高整體物價水平。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正在于，全球化導致的全要素生產率提升部分抵消了工資上漲的通脹效應。而2013年，中國實際工資上漲能否伴隨充分的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尚存很大疑問。因此，劉易斯拐點和全球化倒退的致命邂逅，恐將潛在加大中國通脹的相對壓力。
綜上所述，從國際視角審視中國通脹的未來演化，有五點結論值得關注：其一，在全球化倒退的影響下，2013年全球通脹的絕對水平和中國通脹的相對水平可能都將超出預期；其二，中國長期通脹中樞上升可能比短期通脹變化更加重要；其三，中國長期通脹受到的外部影響，可能并不弱于市場慣常分析的內部影響；其四，推高中國長期通脹的結構性因素要強于供需因素；其五，從中國與國際比較的差異性看，2013年“美歐通縮、中國通脹”恐怕并不全是陰謀論論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