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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日前宣布將運回部分存放于美國和法國的黃金儲備，撕開了在次貸危機、歐債危機連續沖擊下，全球貨幣信用體系已變得日益脆弱的尷尬現實。
回顧新世紀初，全球經濟迎來高速增長期，經濟金融一體化成為世人津津樂道的主題。然而，在接踵而來的網絡泡沫破滅與危機中，美元、歐元等主流貨幣的地位急劇衰落，發達經濟體之間隔閡逐漸加大，主要央行間的信任開始瓦解。某種意義上說，金融一體化潮流已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貨幣金融的戰國時代。
德國運回海外黃金儲備，當然是為了增強對德國經濟的信心，維持歐元穩定，而從長期來看，似乎也在為潛在的深層危機，甚至是歐元區可能的崩潰在做準備。應該說，柏林的選擇，對于全球黃金市場和各國央行的黃金儲備策略，都會產生一定心理影響。至少黃金在國家層面的戰略意義和儲備價值會更受到重視，而美國和紐約國際金融中心也不再是黃金儲備地的無風險選擇，黃金儲備較多的國家，可能需要更主動和積極的策略調整。誠然，從理論上看，在黃金以記賬交易為主的情況下，存放在何處對市場的影響有限。然而在黃金儲備空間布局調整的背后，是建立在信心與信用基礎上的全球貨幣體系在漸漸動搖，各國的政策選擇逐漸難以用傳統思路來預測和解讀，這大大增加了國際金融市場的不確定性。
2012年底中國黃金儲備已居全球第六，但與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相比，仍有較大擴充空間。雖然并無準確數據顯示中國存于海外的黃金儲備，但在黃金儲備總規模有限，且需積極融入國際金融體系的背景下，中國并不一定需效仿德國。但是，更重視黃金在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的作用，更有效地應對貨幣戰國時代的競爭，是由此帶給我們的有益思考。
進一步來看，所謂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在金融反一體化、反全球化的時代，我們不僅要改變過去的金融被動地位，力爭在國際金融競爭中掌握更多話語權，而且也要打破金融封閉，為融入將來的全球金融聚合做好準備，這就需要在促進金融國際化方面做文章。
金融國際化是個雙向過程，不僅包括國內金融體系的對外開放，也包括國內金融資本和金融制度的對外輸出。國內金融市場只有不斷創新和完善，并且國際化程度不斷提高，才能適應激烈的國際競爭，充分發揮“汲水效應”和“洼地效應”，提升金融交易效率。國內各類交易所市場和銀行間市場雖然規模發展迅速，但結構存在諸多缺陷，新型產品尚未出現或沒有形成規模，境外投資人和融資主體非常少，這樣的狀況顯然難以支撐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只有在金融組織、產品、制度方面都有所突破，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才能真正成為全球金融資源的有效集聚地，才有可能成為各種交易和避險的“圣地”，同樣也可能成為跨國黃金儲備的選擇地。
之所以許多國家把紐約作為存放海外黃金儲備的首選地，除了安全因素，也是考慮這里有最發達的黃金交易市場之一。相比之下，在近兩年加強整頓的過程中，國內黃金市場的金融屬性始終難以發揮出來。雖然近期銀行間市場的黃金做市商機制逐漸顯現，但距離國際化的黃金市場還非常之遠。在國際上，黃金市場除了現貨市場，還包括發達的黃金衍生品市場，以及標準化的場內交易品種和非標準化的場外交易品種。很多金融衍生品交易所早期都是先做黃金和外匯方面的交易，然后逐步擴展到經營其他金融衍生品。除了交易所市場，場外黃金市場是更重要的組成部分，而這在我國還基本處于萌芽階段。正如“筑巢引鳳”之說，在國內金融市場的“巢”仍未健全的情況下，既難以構造全球金融的大舞臺，也無法在貨幣戰國時代獲取更大的國際利益。
另一方面，無論是要擴大國際金融影響力，還是支撐人民幣國際化，都需要推動國內金融資本的輸出，這也是金融文化與制度的輸出。在國內儲蓄大于投資的基本格局下，從央行歷年編制的資金流量表（金融交易）可以看到，近年來我國實際上一直處于資金凈流出的狀況。可為什么這種資本流出的影響力微弱呢？不妨從具體的結構來分析。以2010年為例，資金總流出為39976.9億元，其中對外直接投資4071.9億元，對外證券投資沒有放開，央行用于配置國際儲備資產的對外投資達31934.4億元，占資金總流出的約80％。顯然，由于受到諸多限制，央行主導的資本流出難以發揮更大的市場影響力，而在各國央行的相互信任度急劇下降的今天，這種結構所帶來的集中性風險在日益加大。從主體來看，將來理應把輸出資本的責任，更多轉移到企業和個人身上，尤其是在國外不會受到政治歧視的民營企業。其途徑是，應以擴大對外直接投資為主，同時伴隨資本項目改革，適度放開對外證券投資。
對德國運回黃金，嘲諷者有之，疑慮者有之，所有這些都在提醒我們，在金融秩序喪失的動蕩年代，不能再迷信別人的權威，而應充分練好金融“內功”，更積極主動地參與國際金融游戲規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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