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以來，我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直接投資出現了“蹺蹺板”效應，2012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為1117.2億美元，同比下降3.7%，三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與此相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逆勢增長，其中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達到772.2億美元，同比增長28.6%。由過去的“商品輸出”到未來的“資本輸出”，中國資本能否創造新一輪全球化紅利意義更大。
數據顯示，2003~2010年，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年均增長54.1%，我國從一個外商直接投資的接受大國變為對外直接投資的大國。目前，我國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比例已從上世紀90年代的18∶1，上升至2010年的不到2∶1。“中國資本”正在成為全球投資領域引人矚目的力量。
盡管我國對外投資流量已經躍居全球第五，但從存量規模上看，與傳統投資大國相比還有相當大的差距。根據《統計公報》，截至2010年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為3172.1億美元，居全球第十七位。這一數字僅相當于美國對外投資存量的6.5%，英國的18.8%，法國的20.8%，德國的22.3%，這說明我國對外投資還處于初級發展階段，未來增長空間巨大。
與之形成鮮明反差的是，我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步伐正在大大放緩，甚至有較大的流出。數據顯示，截至去年12月，我國在14個月內已有13個月外商直接投資流入減少，國際資本流動正面臨新的拐點。
從中長期看，影響國際資本流動的主要因素正在發生趨勢性改變。以往經濟全球化中的過度消費、過度借貸、過度福利、過度出口的失衡關系正在被打破。發達國家主權債務危機正在開啟一場曠日持久的“去杠桿化”進程，這會導致海外資本的持續回流。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總需求不斷萎縮，我國出口部門超高速增長的黃金窗口已經過去，將大量勞動力等資源配置于勞動密集型出口部門的效率開始下降。
反觀中國，一直靠低價格補貼全球化紅利的中國正在走上一條要素價值重估的調整之路。可以說，多年來，生產要素價格低估是我國現有經濟增長模式以及經濟內外失衡和產業結構低級化的癥結所在。我國以其低勞動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環境成本和較好的產業配套體系克服了資本邊際收益遞減的規律，使得我國成為全球的價值洼地。然而，當前隨著我國推進工資收入分配、資源價格等一系列制度性的改革，也意味著我國生產要素價格重估的開始，這必然壓縮外商直接投資的利潤空間。
一些資本也會轉向成本更為低廉的發展中國家，從而分流一部分流向我國等傳統新興經濟體的海外資本，比如國際資本可能加大對新崛起的中小型新興經濟體的投資。
更重要的是，美國正在加速推進“再工業化”戰略，奧巴馬政府欲通過促進產業資本回流重組全球產業鏈。隨著“美國制造”的強勢回歸，未來美國很可能由海外直接投資凈輸出國轉變為凈輸入國，這不僅會導致美國資本回流，而且其種種優勢和巨大的市場還會吸引全球資本，導致吸引全球資本規模出現趨勢性放緩。未來，隨著全球資本流動大格局的演變和產業布局的展開，我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和速度相比前30年都會放緩。
的確，相比過去，我國憑借低成本優勢給外來資本帶來的利潤正在減少，但就此認為我國不再對外商直接投資具有吸引力也過于悲觀，我國依然是全球最受青睞的投資目的地之一。原因是“中國需求”的巨大驅動力，中國龐大的國內消費市場仍能夠繼續吸引全球企業。
未來，全球及中國的資本流動格局正在發生變化，中國資本加全球市場是否能夠給中國創造新一輪的全球紅利是一個更大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