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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2013年我國將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并要求結合稅制改革完善結構性減稅。隨后，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在全國財政工作會議上明確了結構性減稅的各項措施，其中“營業稅改征增值稅”（簡稱“營改增”）再擴圍排在首位。無獨有偶，國家稅務總局局長肖捷在全國稅務工作會議上同樣強調要擴大“營改增”試點范圍。高層的頻頻發聲無疑明確了“營改增”將成為2013年結構性減稅的重中之重。
作為我國流轉稅中最重要的兩個稅種，2011年，增值稅與營業稅合計實現收入37945.25億元，占當年稅收總收入的42.2%。目前，我國增值稅的征稅范圍覆蓋了除建筑業之外的整個第二產業，而營業稅則對大部分第三產業征收。這種分產業來確定適用增值稅或營業稅的做法沿革自1994年稅制改革的大框架，它在實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對我國的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隨著時代的發展，我國市場經濟體系不斷發展，宏觀經濟轉型升級的要求逐步提高，這種征收模式已經不能滿足當前經濟發展的需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掣肘。具體分析，有以下三方面不足：
首先，不利于發揮增值稅“稅收中性”的優勢。目前，我國大部分第三產業繳納營業稅的模式破壞了增值稅的抵扣鏈條，造成購進貨物的增值稅額無法抵扣，削弱了“稅收中性”效應的發揮。
其次，不利于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營業稅是按照營業額全額繳納的流轉稅，不管是否盈利，盈利高低都要征收，而且每增加一個流通環節就要增加一道稅收。這種重復征稅的特征對強調分工協作、需要實現精細化發展的第三產業，尤其是對現代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會帶來重大影響，這些行業是國民經濟新的戰略增長點，對它們的影響則關乎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的大局。
最后，不利于稅務成本降低。伴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創新型業務模式與銷售行為層出不窮，銷售貨物和提供服務之間的界限也越來越模糊，想準確界定一項新業務到底適用增值稅還是營業稅也愈發困難。因為由于雙稅并行帶來的問題勢必會增加稅務部門和納稅人之間的摩擦，不僅不利于構建和諧的稅收征納關系，也將牽扯雙方大量人、財、物投入，從而變相導致稅務成本增加。
基于上述原因，從完善稅制結構、理順稅制體系的角度出發，同時結合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經國務院批準，從2012年1月1日起，上海率先選擇交通運輸業和6個部分現代服務業進行“營改增”試點。8個月后，國務院常務會議再次決定，自
2012年8月1日起，將試點范圍由上海分批擴大至北京、天津、江蘇等8省。由此可見，“營改增”在全國范圍內逐步落實勢在必行。
然而，任何事物從新生到發展成熟都需要經歷一個自我完善的過程，“營改增”的啟動幾乎是對中國流轉稅制體系的重構，如此重大的變革，對我國稅收的制度設計、操作辦法、配套措施等都提出了更高層面的要求。這也是國務院決定采用分部試點再行推開這一發展路徑的主要原因。因此，及時總結分析試點中發現的問題并不斷調整，將為“營改增”的平穩落地及不斷完善提供條件。
經過一年的試點運行，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有待研究分析，妥善過渡：
一、部分稅負不減反增。這一問題在交通運輸行業反映得尤為明顯。據測算，上海啟動“營改增”試點后，物流行業的實際稅負成本增長了近一倍。這主要是由于交通運輸業原先適用3%的營業稅，而“營改增”后，稅率增加到11%，雖然增值稅不是對全部營業額進行課稅，但由于交通運輸企業的大型運輸工具也不是每月都需要采購，而燃油費、過橋過路費等在抵扣增值稅時相對嚴格，其運營過程中的人工等成本也略顯偏高，因此，征收增值稅的部分占比可觀，所以8%的稅率差可能會造成企業實際稅負的增長。
二、征納成本加大。在已經實行“營改增”的試點地區，增值稅仍由國稅機關統一征收，但實現的收入歸屬地方。這一決定將地方財政的實際情況納入了考慮范圍，但對企業而言則面臨著稅務主管部門并更、增值稅發票認領、財務核算嚴格等現實問題，增加了企業的納稅成本。同時，這種運行模式很有可能會出現國稅、地稅兩個稅務機關的交叉管理與稽查，復雜了流程的同時提高了征稅成本。
三、不同地區不同行業稅負不均。當前的試點引入了11%和6%兩檔新稅率，同時，試點與非試點區域之間存在政策差異，而這些情況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影響增值稅“稅收中性”特質的充分發揮。
不過，這些問題只是暫時的，從全社會來看，“營改增”的啟動從總體上仍呈現出顯著的減稅效應。
可以預見，只要妥善處理好轉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這一符合國際慣例的稅制改革勢必會激發企業的創新熱情，促使其不斷提升自身的專業化和精細化水平，以更好地融入市場競爭，從而推進我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服務發展方式逐步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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