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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可說史無前例，但學界對中國城市化的研究和發揮的社會效應還極為有限。城市和城市化發展幾乎成為地理學、經濟學、社會學和規劃學等各學科共同關注的學科交叉領域，但都還沒有對中國問題做出全面回答。由于大量流動人口的存在，觀念、意識和行為的城市適應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或者說這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這種代際延續是我國城市化進程最難克服的內生力量，反過來說順勢發展和遵循規律才是根本之策。
1998年至2008年，我國200萬人以上的特大城市數量增長了一倍以上，100萬至200萬人的大城市和50萬至100萬人的中型城市數量分別有30%至40%的增長。這其間少部分大城市升入了特大城市行列，因此100萬至200萬人城市的實際增幅更大些。相反，50萬人以下的小城市數量明顯下降，這主要是一部分小城市進入了中型城市行列，但也說明小城市缺乏足夠吸引力，得不到后續資源補充。可見，重視強調小城鎮發展或協調發展并沒有使中、小城市得以發展。據筆者的調查，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土地指標”的約束，土地指標控制對于不同層級的城市發展的影響超乎產業、投資和人口集聚，城市建設用地指標往往被更高層級的城市政府獲得，比如直轄市、省會城市、地級市，縣、鄉鎮很難獲得大規模的用地指標，在農業稅費存在時期地方財稅矛盾尚不十分突出，而取消農業稅費的改革后縣鄉兩級政府財政受挫巨大。
中國城市化發展相當部分是靠農民工來推進的（建設城市靠農民工，城市非農產業發展靠農民工參與），然而要素城市化（土地和勞動力）人口城市化進程緩慢推進，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緩慢。近年來，數量眾多的工業區遍地開花，商住區——CBD中心和住宅成為城市新面貌，擠占大量農業和農村發展用地。這背后的利益驅動機制，大體可分解為三個層次：第一，地方政府官員實現政治利益追求和政績考核的需要；第二，資本逐利的本性驅使企業家進駐土地實現經濟利益；第三，以人為本、和諧社會建設觀念植入人心迫使國民架設起更高的目標體系，對財富的追求心理實現手段轉而依靠和寄托物質金錢利益。當發展第一要務不再是經濟總量與規模，在自上而下的要求和強硬政策推出過程中退而求其次的也就是轉化為財稅增加和社會穩定的管理，能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就是城市和非農產業發展，城市化也就由此被扭曲和工具化了，不合理的城市規模擴張（工業和房地產業）和不和諧的城市化進程正在積累和激化社會矛盾，破壞了經濟穩定結構。
城市化，說到底就是一種特殊的生產和分配過程，其生產的對象除了經濟總產出外，最重要的就是城市和城市人口；城市化進程伴隨著利益再分配，即傳統的城鄉二元格局的利益分配由失衡走向平衡，實現國民利益分配均等化和無歧視。因此，推進城市化進程與農村和農業發展其實是構成同一過程的不同力量，是不矛盾的。而靠城市反哺農村、工業反哺農業這條路是走不通的。如能把農村建設成城市，能把資源和利益分配消除現存的城鄉二元差異，城鄉融合和平衡發展的目標就真正實現了。中國的城市發展最終決定力量是土地指標配置，而不是土地；真正決定中國城市化進程的，不是戶籍和土地制度的束縛，而是生產方式轉變和農民收入，以及農村的土地經營模式的改變。
為實現“城鄉社會和諧”，走城鄉融合和區域融合的平衡發展之路，樹立在平衡發展戰略指導下追求效率又能實現公平價值取向的新型發展觀，需要喚起政府部門和學界對城市脆弱性問題的普遍重視，集思廣益解除轉型期中國社會與經濟發展斷裂難題，筆者為此提出如下三點思考。
第一，重塑正確的城鎮化發展認識觀。城市化脆弱性只能在常態中調整，內部社會經濟斷裂是發展失衡的主要癥結所在，同時又是城市化進程的重要內容，更是走健康城市化發展道路需要正視的關鍵難題。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失衡的根源在于政府行為干預下的城市化道路扭曲，地方政府亟須提高城市管理水平，中央政府則需加快要素市場改革，以形成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土地和資本市場，實現城鄉統籌和區域協調發展。
第二，謀求社會與經濟發展新思路。社會與經濟發展同步勢必需要健康城市化力量助推，相機選擇實現“平衡”的政策和城市化道路；改革與發展相得益彰的成功絕不是巧合，未來中國只有實現經濟改革和社會發展聯動才能獲得更平穩的、更公平的城市化發展。
第三，強化城市化管理，謀劃區域聯動發展新框架。區域城市化勾畫美麗圖景的同時誘發各種矛盾與難題，需要謹慎平衡城市化與糧食安全，強化區域分工與聯動發展。城市化應設置“經濟安全閥”，針對城市社會分層和“社會斷裂”（城市居民“角色性斷裂”、社會意識的“精神性斷裂”和生活就業“秩序性斷裂”）引發的不安全風險，建立有效的“安全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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