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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國家發改委稱，從今年2月1日起調整呼吸、解熱鎮痛和專科特殊用藥等藥品的最高零售限價，共涉及20類藥品、400多個品種、700多個代表劑型規格，平均降價幅度為15%,其中高價藥品平均降幅達到20%。（1月8日《北京晚報》）
最近召開的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上，衛生部部長陳竺一句“居民醫藥負擔仍較重”，可謂中肯地指出了醫療衛生事業問題所在：畢竟，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首要表現即為藥價高，超出了民眾的支付能力。針對這種局面，新一輪醫改的方向也相對明確，比如藥品招標制度改革、付費方式變更、新版基本藥物目錄出臺等，都旨在降低藥品終端價格。在這個大的改革背景下，對大批藥品實行降價，無疑釋放出新的利好。
通過國家的價格調控直接給藥品降價，同樣是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內容之一，當然也是減輕看病負擔最直接、最立竿見影的方式。現在有些藥品價格過高，部分是因為在冗長的流通成本之外，藥品價格里還存在不必要的水分，這個按照目錄降價的過程，是將這些水分擠出來的過程。
不過，要看到，擠出藥價的水分與看病負擔減輕，是兩個概念。醫療市場相對特殊，它跟普通的商品或服務市場不同，不是說產品價格降了，消費者通過購買，就能享受到實實在在的利好。這一批次的降價藥品多為臨床用藥，臨床用藥意味著患者不能自由購買選用，那么，降價的利好能不能最終傳導到患者手中，牽涉若干向上的關聯環節，比如這批藥能不能被醫生寫入處方，在不在醫院的采購范圍之內，甚至說，藥商企業會不會繼續生產，等等，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預設前提。換言之，藥品降價的實惠，有可能經過流通環節的層層過濾，到不了患者手中。
其實，這正是當下醫藥事業的困境所在。目前，國家發改委指導下的藥品降價，大大小小已經有接近三十輪，降價累進幅度和覆蓋面，理論上是相當可觀的，但患者的實際看病負擔，很難說已經穩定在了較低水平，其中關鍵在于，藥品降價是在一個不合理的醫藥衛生體制上進行的，降價效果最直接，但是卻沒有打通體制的病灶，降價效果也最容易被消解。所以我們看到，藥品降價時不時在進行，但因為利潤空間的壓縮，有些藥品改頭換面以新的包裝、價格出現，有些藥品則從醫生的處方和醫院的采購目錄中退出，有些藥品在降價同時也降低了質量，還有不少低成本但市場需求量大的廉價藥直接退市，藥品降價的利好被這些因素稀釋殆盡，陷入“一降就死”、“一降就沒”的局面。
因而，藥品降價的實惠要真正被患者享受到，離不開一個基本前提，即整個醫藥衛生體制是順暢而良性的，只有體制暢通，在這個體制之下的醫生、醫院、藥商、藥品生產企業等角色，才能擺脫利益的掣肘，在其職責范圍之內從事醫藥事業，不至于對降價利好進行層層截流。當然，這種局面的到來，只能依賴新一輪醫改的深入，通過涉及方方面面的改革組合拳，為藥品降價提供制度兜底，有制度兜底了，藥品降價的利好傳到百姓手中，自然是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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