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保經濟有質量的增長，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是一條重要途徑。而要實現這個目標離不開幾個基本條件。比如界定清楚什么是實體經濟，比如金融體系運作必須有效，比如不同融資工具之間必須具有替代效應，采取市場化方式而不是政府主導等等。若沒有這些基本條件，融資成本降得再低，這些資金是否會進入實體經濟仍是相當不確定的。沒有這些基本條件，低成本融資不僅無法促進實體經濟發展，反而會吹大資產價格泡沫。
以筆者的觀察，在當前的金融體制下，低成本融資能否進入實體經濟還相當不確定。這既有政策對實體經濟的界定問題，也有金融市場本性的問題，需要靠制度安排來保證。
一般來說，實體經濟是相對于金融經濟或虛擬經濟而言，因此商品與資本兩者的定價基礎、定價方式、供求關系及市場運作方式有嚴格區分，兩種經濟需求也容易區分。但如住房及一些既有消費屬性又有投資屬性或炫耀性屬性的地位性商品（positional
goods），界限就相對模糊，如果沒有清楚的界定及用相應的政策來限制，這些商品就會轉化為投資性產品而非實體商品了。
2008年至2012年，我國銀行信貸增長高達35萬億以上，社會融資總額達63萬億以上，是1998年至2002年期間信用增長量的近10倍。這5年的融資成本很低，但這些低成本資金基本上沒有流入實體經濟，而流入各種資產，特別是流入以投資為主導的住房市場。因為金融市場過度信用擴張把住房價格推高后，住房市場轉化成以投資炒作為主導的虛擬經濟市場。在這樣的市場內，融資成本越低，利用金融市場杠桿進入投資炒作的人就越多，資產價格飆升就越快。這不僅使得國內金融體系積聚了巨大潛在風險，也使得實體經濟根本無法獲得低成本的融資。近幾年農業融資困難，很大程度與此有關。因此，
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的前提，是中央政府用政策對“實體經濟”做出嚴格界定，建立起化解弱勢行業及企業融資困難保障機制，制定嚴格區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法律制度。
當然，要促使低成本融資流入實體經濟，還得要個有效的市場機制。如果金融市場的價格機制沒有形成及金融資源不能有效配置，那么融資成本再低也無法流入融資困難的實體經濟，更不要說，用低成本的融資來推動實體經濟發展了。近幾年來，國內金融市場政府管制過多，價格嚴重扭曲，致使民間信貸活躍、高利貸盛行、炒錢之風狂烈、銀行理財產品突飛猛進、信托貸款劇增、影子銀行風險巨大。盡管政府采取管制方式不讓更多資本流入房地產市場，房地產開發資金從銀行獲得貸款的比重越來越低，但房地產業卻能通過各種委托貸款公司、信托公司、海外貸款機構、銀行個人理財委托貸款等工具融集到大量資金。這種現象不僅在于資本具有追求高風險高收益的本性，投資項目的風險越高，資本追求的激勵就越強烈；而且在于政府管制主導下的國內金融市場存在嚴重的信用隱性擔保，這就使得低成本資本更不容易流向實體經濟。國有大型企業從銀行獲得低成本資金拿去放高利貸并非僅是個案。
2003年前，由于銀行是企業最主要的融資渠道（占比達90%以上），因此，銀行融資成本的高低也就決定實體經濟融資成本高低，特別是利率還沒有市場化的情況下更是如此。不過，隨著融資渠道越來越多元化，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的工具是可相互代替及多元化的。在這種企業融資渠道已有了較大變化的條件下，不僅銀行信貸融資占整個融資的比重下降，而且多元化融資渠道讓企業有了更多選擇。從2012年上半年開始，隨著銀行利率市場化程度提升，企業無論是來自銀行信貸市場融資還是來自其他市場融資（信托、債市及股市等），其成本高低并非通過政府的政策手段實現，而更多取決于企業本身素質、權威性更高的信用評級體系建立及利率市場化的程度。
國內企業股權融資的成本較低，所以企業都渴望進入資本市場。而對銀行信貸融資而言，在半開放及融資多元化的條件下，希望通過貨幣政策來降低融資成本并促使資金流入實體經濟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2012年上半年，央行連續下降利率，但貸款加權利率不僅沒有下降反而上升；商業銀行利率上浮沒有減少而是增多。因為，在政府對信貸嚴格管制下，商業銀行之間的競爭是規模競爭，而利率半開放恰好提供了商業銀行上升利率的動機。
既然企業融資成本高低更多的是來自市場因素，那政府現在最要緊的就該是推進金融體系的利率市場化改革，建立特殊的優惠政策來保證弱勢行業或企業能解決其金融約束的問題，而不是以行政干預的方式來推低利率。由于金融市場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如果過度強調降低融資成本，容易讓高風險企業及項目把其風險轉移到銀行體系。金融體系或銀行體系潛在風險增加，不僅不利于實體經濟發展還會造成虛擬經濟的繁榮，而虛擬經濟繁榮將成為實體經濟發展的重大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