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楊現：任中國社科院黨組成員、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第三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2011年被評為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曾五次獲得“孫冶方經濟科學”著作獎和論文獎。
◇ 此輪經濟增長減速是“周期性”、“政策性”，還是“結構性”？
◇ 何謂尊重經濟規律、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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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如何協調配合？
從勞動力、資本、技術進步等生產要素結構分析，從一、二、三次產業結構分析，都可看到，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下降是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現象，是一個發生在實體經濟層面上的自然過程。然而，名義增速稍緩但質量和效益有所提高，將讓我們享受到更多實實在在的福祉。
記者：歲末年初，很多研究機構對新一年經濟形勢作出研判。2012年國內外經濟形勢復雜嚴峻，中國經濟在連續7個季度增速放緩之后，第四季度出現轉圜。對于2013年的中國經濟，有的預測將不超過7%，有的預測在7%到8%之間，也有很樂觀地估計在9%以上。您如何判斷中國經濟的整體形勢？
李揚：中國經濟經過30余年平均高達9.8%的增長，正在由“結構性增速”進入“結構性減速期”。因此我們判斷，明年以及今后一段時期我國的經濟增長，將進入一個位于8%左右的較前略低的平臺上。而且，此輪經濟增長減速不是周期性的，更非政策性的，而有著明顯的“結構性”特征。
記者：怎么理解結構性減速？
李揚：經濟增長是由很多因素以某種方式組合起來共同發生作用的結果，這就是經濟增長的結構問題。相關的結構可以列出很多，其中最重要當推生產要素結構和產業結構。
首先，從勞動、資本、技術進步三大生產要素結構來看。勞動力的增長是支撐我們過去30余年高速發展的主要因素。每年1000多萬農民工進城務工，加入勞動大軍，有效地支撐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但是，在今后隨著人口老齡化日趨嚴重，這種勞動投入的增長率將趨下降，摩擦性失業和結構性失業也將長期并存。從資本投入來看，人口日趨老齡化、傳統工業化接近尾聲以及消費率的緩慢提高，將導致中國幾十年居高不下的儲蓄率趨于下降。隨著儲蓄率開始下降，無通貨膨脹的資本投入亦呈逐漸下降之勢。至于技術進步，我們當然希望它能發揮積極作用。但是，資本回報率低、技術進步緩慢，一直是我國經濟長期存在的弊端。總之，勞動力和資本投入增長率下降，技術進步緩慢，這三個因素疊加，自然導致未來的經濟增長趨于下降。
其次，從一、二、三次產業結構來看。在過去30年里，中國產業結構的變化趨勢是：一產比重下降，二產比重迅速提高，三產份額緩慢增長。與此對應的，正是我國的工業化過程。它表現為大量的勞動和資源從勞動生產率低的一次產業即農業等，向勞動生產率高的二次產業即工業、制造業轉移。統計顯示，中國制造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相當于農業部門的4倍。因此，人口大規模向二次產業轉移，意味著整體的勞動生產率日益提高，經濟增長速度隨之加快。此即“結構性增速”。但是，經過30余年的發展，我國二產已趨飽和，大量人口和資源要向第三產業即服務業轉移。然而，我們的研究顯示，中國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遠遠低于制造業，前者只相當于后者的70%。基于這樣的差異，當越來越多的人力和資源從制造業轉移到服務業之時，中國經濟總體的勞動生產率必將下降，由此導致經濟增長速度趨于下降。很清楚，所有這些變化均非周期性的，更不是政策性的，而是經濟成長階段移轉使然。這是一個自然的、發生在實體層面的過程。在歷史上，發達經濟體也都經歷過類似的過程。
記者：中國經濟進入結構性減速期的判斷，與經濟社會發展基本面長期趨好的判斷，二者矛盾嗎？
李揚：不矛盾。我希望強調的是，我們說中國進入結構性減速時期，雖然聽起來感覺不那么令人振奮，但是，結構性減速更多的是為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供了新的壓力、動力和機遇。抓住這一機遇，我國的經濟運行將全面轉移到尊重規律、重視質量、提高效益和可持續的軌道上來。沿著這一發展軌道前行，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將被壓去水分，更為真實，從而可能給我們的人民帶來更多真正的福祉。總之，我國經濟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經濟社會發展基本面長期趨好，比過去稍慢但質量和效益均有所提高的增長速度，恰是我們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保證。
多年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但存在虛高成分，過高的增長成本、產能浪費和對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令我們“實在”享受到的增長成果遠沒有表面上看到的那樣精彩。摒棄唯增長速度發展模式的要點，主要是把發展中的水分擠出來。
記者：去年底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部署2013年經濟工作時，明確要求的是尊重經濟規律、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增長，您對這四個“定語”如何理解？
李揚：黨的十八報告提出，要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強調，我們要的是尊重經濟規律、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速度。對速度的這四個“定語”，跟過去的要求有很大不同，是一個很大的亮點。以前講“平穩較快”、“又好又快”，但實際工作中落實的都是“快”。現在的提法落在了質量、效益上，重申了尊重經濟規律和可持續性，這些都是支撐經濟發展的根本因素。
尊重經濟規律，很多年文件里都沒有這樣強調了，作為經濟研究者，讀起來十分親切。強調尊重規律，就要求我們認真研究支撐經濟增長和發展變化的因素及其結構，不是拍腦袋，不是根據主觀好惡，而是要在把握諸方面規律的基礎上求得最好的發展結果。要講求質量和效益。在這里，質量是和數量相對應的，效益是和投入產出相關聯的。這意味著，要切實改變求量、求快的粗放型發展模式，轉變到重質量、有內涵的發展，真正把發展中的水分擠出來。可持續，意味著我們希望經濟平穩發展，避免大起大落。過去我們講可持續，較多指的是環境的可持續。實際上，可持續是一個涵蓋內容廣泛的經濟學概念，環境的可持續，只是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對經濟工作而言，速度過高或過低，并不足構成太多的擔心，最值得警惕的則是經濟劇烈波動，忽上忽下。
記者：您講到，要把增長中的水分擠出來。有的人說擠水分，擠的是統計數據的水分，您認為GDP的水分體現在什么方面？
李揚：中國經濟多年的高速增長，存在虛高成分，過高的增長成本、產能浪費和對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令“實在”的增長遠沒有表面上看到的那樣精彩。摒棄唯速度的發展模式，重要內容之一是把發展中的水分擠出來。在我看來，這個水分主要不是指統計數據的水分。常有外國朋友問我，中國的統計數據中的水分有多大？我的回答是，從專業角度上看，表現為瞎編數據的“人造水分”已經大規模減少，但是，增長的外延水分、內涵水分和生態破壞水分等三類水分，值得我們高度重視。
其一，增長的外延式水分。多年來，我國經濟增長主要靠投資拉動。投資在當年是內需，可提高經濟增長率，而在來年則會形成供應，需要新的內需去“吸收”，如此循環往復。基于這種循環關系，我們要研究兩類問題：一是過去的投資是否形成了現實生產能力，二是如果投資形成了生產能力，是否存在著更多的新增需求來“吸收”這些新增供給？簡言之，關鍵要看投資能不能形成有效供應。如果這些投資順利地形成生產能力，生產出的產品又都能被消費所吸收，那么，這種增長是無水分的；反之，如果投資不能順利地形成生產能力，變成“胡子工程”甚至是“豆腐渣工程”，與這部分投資對應的增長率就是水分。進一步，有些投資的確形成了生產能力，但是，生產出的東西形成積壓賣不出去，而且是在大量人群收入水平未能提高，從而消費力不足的同時出現產能過剩和產品積壓，與這種狀況對應的經濟增長便是水分。
其二，增長的內涵水分。我們知道，經濟學的內容十分龐雜，但從根本上說，就是探究“最大”和“最小”的關系，展開一點說就是兩句話：以最小的投入得到定量的產出；或，以定量的投入獲取最大的產出。這些年來，我們日子比較好過，GDP增長很快，財政收入更有跳躍性增長，官方外匯儲備也達世界第一。于是，在發展生產和各項事業過程中，我們比較多地強調投入，甚至不計成本地投入，強調增加貸款、減免稅收、“給政策”等等，但很少顧及產出，更很少考量投入和產出的關系。這樣造成的結果是，我們的經濟效益提高不快，有些領域，有些時候，甚至還有所下降。簡言之，我們目前的經濟增長，實際上可以依靠更少的投入便可實現；或者，依托目前的投入，我們事實上可以實現更高的產出。這種無效率或低效率的損失，應當被視為增長的內涵水分。
其三，生態破壞的水分。過去30年的高速增長伴生了高污染排放和環境破壞，這種粗放的方式不僅難以為繼，還對我們的生活造成了破壞。據我院專家測算，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生態退化和環境污染帶來的經濟損失約相當于GDP的8%，2005年以來這一數字降低到4%左右。若扣除生態退化與環境污染造成的此類經濟損失，真實經濟增長速度僅有5%左右。不講生態保護的增長減少了人類的福祉。這樣的經濟增長當然要大打折扣。這些折扣也是增長的水分。
我想強調的是，實現尊重經濟規律、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增長，就是要實實在在和沒有水分的增長。如果經濟增速下降只是壓縮了水分，這種減速是值得歡迎的。從理論和國際經驗看，這正是我們穿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向發達經濟體的必由之路。
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重點，應當從行之多年的需求管理，全面轉變到以完善市場機制為主要內容的供給管理上，尤其是要理清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消除政府過度干預資源配置的制度安排。財政貨幣政策應密切協調配合，才能提高宏觀調控的有效性。
記者：實現尊重經濟規律、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速度，對宏觀政策提出了怎樣的要求？
李揚：鑒于我們對經濟發展進入結構性減速期的判斷，未來5年到10年，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的目標，宜從“平穩較快”轉變到“穩速增效”上。所謂“穩速”，就是將經濟增長速度穩定在潛在增長率區間并依據它的趨勢變化進行增速目標調整，宏觀經濟政策不刻意追求超越潛在增長率。所謂“增效”，就是要尊重經濟規律，將提高質量、降低成本、提升勞動生產率和可持續置于更為重要的位置，并以此改善收入分配，防范金融風險。相應地，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重點，應當從行之多年的需求管理，全面轉變到以完善市場機制為主要內容的供給管理上，尤其是要理清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消除政府過度干預資源配置的制度安排。
在未來發展過程中，我們要對通貨膨脹保持高度警惕，更應研究通貨膨脹的新形式和應對的新舉措。近年來，全世界的貨幣當局都印鈔票“放水”：美聯儲4次量化寬松在前，歐洲央行啟動最后貸款人機制隨后，安倍政府立足未穩便已令日本央行制定通貨膨脹方案，中國自2009年推出4萬億投資以來一直受困于貨幣信貸供給過多，再加上密如蛛網的各國央行間的貨幣互換，這個世界實際上已經處在貨幣泛濫的洪水之中，但各國政府依然熱衷于放水，大有“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之勢。在這樣的經濟環境下，我們要把關守住。雖然今年CPI不高，但今后不可小覷。守住CPI，是未來的重點，不要被需求管理所誘惑，要在提高效益、提高質量上作文章，要在創造有效的供給機制上下功夫。
記者：市場經濟下的宏觀調控體系以間接調控為基本特征，間接調控所依仗的主要政策手段，便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今年的宏觀調控政策是，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您既是中國金融學會的副會長，也是中國財政學會的副會長，請您談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怎樣協調配合，才能提高宏觀調控的有效性和科學性？
李揚：在最近幾次中央有關經濟工作的會議中，都提到要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在“十二五”規劃綱要中，也有同樣的表述。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調控領域都是宏觀經濟運行，調控的對象都是貨幣資金，這就決定了兩大調控體系必須協調配合，政策效應必須“內洽”，至少應不相矛盾，從而實現“1+1>2”。遺憾的是，迄今為止，我國還沒有形成有效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機制和體制，在某些情況下，兩大政策尚有掣肘的問題存在。
面對更為復雜和嚴峻的國內外形勢，建設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體制機制問題，必須盡快提上議事日程。初步想來，兩大政策體系協調配合的主要渠道或者說關鍵點大致有七個方面：其一是政策配合態勢。眾所周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至少有松、緊、中性三種狀態。簡單地組合，至少可有6種狀況，如“松/松”、“松/緊”、“緊/松”等。于是，選擇何種組合，并使之有效達成宏觀調控的總目標，就是一個既有科學性，亦有藝術性的大題目。如此看來，我們行之十余年“積極+穩健”的提法，就顯得過于簡單了。其二是國債政策。國債作為彌補赤字的籌資手段，主要是財政政策，但一進入市場，便廣泛地進入央行的資產負債表，形成各類金融機構和非金融機構的資產，這就成為貨幣金融政策的調控對象。鑒此，財政和貨幣當局在國債政策上密切配合，當屬題中應有之義。其三，中國進一步城鎮化過程中的投融資體制機制建設。未來，城鎮化將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同工業化一樣，城鎮化需要大規模的投資，但是，由于兼有公共性和商業性的混合型產品將占主導地位，城鎮化的資金需要公共資金和商業性資金密切配合使用，這就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提出了新的任務。其四，社會保障。社會保障資金的籌措、管理和使用問題，在我國將越來越重要。各國經驗顯示，財政全包和完全依賴金融機制，都不可持續；多數國家都建立了由政府、社會和個人廣泛參與的幾大“支柱”。這中間，兩大政策協調配合的層面可謂“犬牙交錯”。其五，財政和金融之間的資金聯系問題。由于財政資金廣泛地存放于央行、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央行具有經理國庫的功能，財政、金融兩大部門的資金聯系堪稱“剪不斷、理還亂”。因此，確定財政、金融兩大部門資金聯系的規則，便是一件大事情。其六，國家外匯儲備的管理問題。官方外匯儲備管理以及相應的匯率政策的責任歸屬等，歷來是一個需要極大智慧方能有效處理的大問題。在我國，這一問題剛剛破題。其七，宏觀經濟政策的國際協調機制。隨著我國國際地位的提高，隨著全球治理機制改革任務日趨復雜和緊迫，宏觀調控政策的國際協調問題，已成為我國對外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就要求我們形成前瞻、全面、統一、連續的宏觀經濟政策體系，并據此同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尋求磨合甚至進行斗爭。倘若我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能形成合力，我們在國際舞臺上將處在極為不利的地位。遠的不說，我國近年來在G20峰會及一系列相關會議上的經歷，足以讓我們感受到不協調的弊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