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城鄉發展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城鄉發展一體化就是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可見，城鎮化是破解“三農”難題的有效途徑之一。
農業農村農民本來有著天然的聯系，但是，現在農民顯然與農村和農業發生了背離，“三農”內部的對立統一構成了其內部邏輯的內容。
認識“三農”的內部關系，首先從其依存關系分析。現在，伴隨著農民工在城鄉間的流動，農民已游離于城鄉、一二三產業之間，不再依賴農村和農業，但是，農村和農業仍然需要農民，農業與農村則互為生存條件。由此可以將“三農”問題簡單地分為：農民問題、農業和農村問題。如果仍然圍繞著農業和農村來認識和解決農民問題，恐怕難達目的。其次從農村特有的生產要素分析。農村特有的生產要素，即土地和農村勞動力（農民）。土地是農村存在的物質基礎，也是農業發展的基本條件，離開土地就無從談論農業和農村。所以，農村和農業問題可以根本地歸結為土地問題，包括：土地權利的確認和實現途徑；土地配置的方向和數量限制；土地保護，尤其是耕地保護。農民是農村和農業中最活躍最能動的力量，是農業生產力的中堅力量，也是農村中最有創造力的力量。作為勞動力主體的青壯年農民能否留在農村，受過教育的農民能否回流農村，不僅決定了農業的發展能力，而且決定了農村的進步能力。所以，農民是“三農”中最寶貴的生產要素，也是農業和農村越來越難留住的人群。
從根本上分析，“三農”問題絕不是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簡單匯總，而是它們相互膠著中產生的綜合問題。當前，“三農”內部問題突出地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沒有厘清“三農”的內在邏輯，導致認識和解決“三農”問題缺乏戰略觀念和系統觀點；二是沒能把握社會變遷趨勢，導致對農村定位和存在價值認識模糊，解決問題的措施不太適用；三是沒有充分認識到農民問題的復雜性，導致不能夠全面而恰當地評估和解決農民問題。
在交通和通訊技術高度發達、工商業文明強勢擴張、農民工大規模流動的情況下，農業農村農民已經失去了獨立存在的條件，基于血緣的宗族關系和基于地緣的同鄉關系已經被基于交易的工商關系所取代。“三農”問題不僅僅是“三農”本身的問題，也是其他行業的問題，是社會問題，是政治問題，它的產生與外部因素有關，其解決也有賴于跟外部環境的互動。
“三農”的外部關系，可從國家與“三農”的關系、城市與農村的關系、農業與二三產業的關系三個方面來認識。
外部因素對“三農”的影響，一方面是妨礙“三農”發展、加重“三農”問題的有害因素，另一方面是促進“三農”發展、有助于“三農”問題解決的有利因素。我們這里只分析外部因素的有害影響。
一是城市及二三產業憑借其天然的競爭優勢，廉價掠奪農村的要素資源，導致農業和農村被動衰退。不同產業的競爭主要就是生產要素的競爭。生產要素總是向生產效率更高的產業流動。農業本身的天然屬性決定了其生產效率正常情況下會低于工商業與服務業，對人才、技術、資本、管理等生產要素的吸引力弱于工商業與服務業。在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情況下，農業不僅不能吸納其他行業的資源，而且其本身的資源常常被其他行業所吸納。第二、三產業越是發展，生產要素越是脫離農業而外流到其他行業。農業和農村缺乏人才、資本、技術和管理，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卻傾向于服務工商業、服務業和城市。
二是政策偏向城市和二三產業，加重了農業和農村的衰退。工業革命之后，國家的競爭力由農業生產能力轉向工業制造能力。交通、通訊技術和現代金融的巨大進步，讓國家競爭力依賴于其第三產業競爭力和工業競爭力。所以，法律和政策傾向于支持第二、三產業發展實屬增強國家競爭力的需要和必然。同理，城市既是工商業文明的需要、結果和成就，也是國家管理的平臺和展示國家管理能力的平臺。管理好、發展好城市既是國家發展和強大的需要，也是社會穩定和進步的重要保證。這種政策傾斜的必然性卻加重了農業和農村的衰退。解決“三農”問題需要調整政策的力度，平衡城鄉和工農的利益，卻不能因此調整優先發展城市和二三產業的政策取向。
三是城市對政府的游說能力明顯強于農村，讓農業農村農民公平獲得公共資源變得愈發困難。城市與政府的特殊地緣關系使政府能夠對城市問題感同身受，從而政府會非常容易地理解城市問題，愿意與市民和當地管理當局交流和溝通城市問題，并會想方設法解決城市問題。相反，農村問題與政府距離（包括空間和心理距離）較遠，農民跟政府的交流與溝通又存在語言、習慣、利益、地位等的障礙，這就使農業農村農民獲得政府切實關注和公共資源支持變得困難起來。
解決“三農”問題既需要具體的政策措施，更需要基于實踐的制度設計。
尊重實踐，尊重人民，實事求是地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把握制定解決“三農”問題政策的內在規律性。1982—1986年中央“五個一號文件”之所以能夠帶來我國農業的空前繁榮，就是因為其制度精神從根本上真正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而不是單個政策措施的組合。“五個一號文件”的成功經驗可以高度概括為20個字：尊重人民，尊重實踐，視野開闊，態度開放，實事求是。貫徹經驗始終的是實事求是。
我國地大人多，各地區的自然狀況千差萬別，各地區、各部門的經濟發展水平也差距極大，甚至同一地區的不同部門、同一部門的不同個體也有顯著的差別。所以，國家層面制定的具體政策絕對不能“一刀切”，即使是在一些地方試驗成功的做法，也不一定適合一陣風似地在全國推廣。鄧小平同志倡導的“先試點—再試驗—擴大面積試驗—成功后推廣”這種工作模式已經被實踐證明是有效的，從管理理論上講也是科學的。所以，政府應該鼓勵人民群眾結合當地和自己的實際去大膽地試，大膽地闖。不以位高而鄙視群眾，不以權威而壓制群眾，不以善良動機去強迫群眾，不以信息優勢去武斷決策。政府還要及時總結人民群眾實踐創造的經驗教訓，從中提煉帶有普遍性、規律性的東西，適時地將其上升到制度層面，用國家法律法規政策的形式予以規范，進行推廣。
制度設計應注重長遠性和適用性，避免短期性和隨意性，把握制定解決“三農”問題政策整體中的關鍵性。“三農”問題是個紛繁復雜的問題包，包含著前述的內部關系、外部關系和制度約束。所以，必須把“三農”問題放在更宏大的歷史視野、世界范圍、科學發展的范疇內來認識，并據此制定政策措施，而不能犯近視病、短視病、獨眼病和狂躁病。徹底解決“三農”問題就不能不運用系統論的觀點統籌協調、平衡解決，否則，解決的問題越多引起的問題越多，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更多，最后竟把單純的“三農”問題解決成了經濟問題、社會問題、政治問題、政權問題。
總結歷史經驗，我們下了很大的決心、費了很多的力量、用了很長的時間來解決“三農”問題，卻總是效果不佳。原因何在呢？主要原因就在于始終沒有克服制約問題解決的瓶頸：就事論事的政策措施較多，全面長遠的制度設計欠缺；缺乏歷史觀念、全球視野、系統認識、整體規劃。
在進行制度設計時，還必須處理好這樣幾個關系：現實需要與長遠發展的關系、整體需要與局部利益的關系、全面推進與重點突破的關系、制度設計與物質條件的關系。
優先處理當前問題，有條不紊地規劃解決長遠問題，把握制定解決“三農”問題政策系統中的突破性。有效地解決當前問題是防范和解決長遠問題的前提，系統地把握整體問題是防范和解決局部問題的關鍵。
當前，“三農”領域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在規劃出城鄉一體化的實現途徑和具體措施，做到新農村建設跟城鄉一體化建設相協調的前提下，妥善解決農業穩定發展與保證國家糧食安全、農民權利保障與農民穩步增收、農村重新定位與農村管理創新等三個關鍵問題。
在城鄉發展一體化中穩步解決“三農”問題，把城鎮化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戰略支撐點。城鎮化并非城市化，也不是單純的工業化或者商業化，而是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地同步發展。在這里，必須保證國家的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的有效供給，必須保護耕地不受侵害，必須在農業勞動者市民化的過程中確保其公民權利城市化。城鎮化是高度融合工業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的系統工程，其目的：既是為保證實現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也是為有效保護農民的合法權利和保證其平等地分享現代化成果，還是為以工促農、以城鎮帶動農村奠定基礎。以城鎮化為引領，必能較快較好地解決“三農”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