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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不僅是擴大內需、促進消費的重要手段，也是促進社會穩定和諧的有利因素。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實現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意味著目標不僅是增加，還要使增加具有可持續性。
我國2011年人均GDP超過5000美元。從國際上看，美國在上世紀70年代初達到人均GDP5000美元時，中產家庭比重達到60%以上；日本70年代中后期達到人均GDP5000美元時，據民調顯示，有90%的日本人自認是中間階層，60%自認的位置處于“正中間”，日本中產占絕大比重的趨勢一直到其黃金增長期結束后才有所改變；韓國在80年代末達到人均GDP5000美元，同期新中產和舊中產的比重合計近40%。盡管各國對中產或中等收入界定的標準和口徑并不相同，并且美日等國近年來有中等收入群體比重下降趨勢，但這些國家在跨越中等收入階段的期間都實現了中等收入群體的穩定增長，保持了以中等收入者為主體的“橄欖球”形的社會結構。相較之下，從國內幾種接受度較高的測算看，我國的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在20%-25%左右，擴中的空間巨大、任務艱巨。
實現十八大提出的持續“擴中”目標，既要靠提低擴中，也要靠穩中防落。提低擴中，是有更多城市和農村的低收入者進入中等收入行列；穩中防落，是穩定現有的中等收入群體，防止出現集體滑落。
稍早時候，一些專家提出要讓農民工成為中等收入者。讓農民工享有進入中等收入群體的順暢通道，對擴大內需、促進消費，實現全面小康有積極意義。客觀說，城市中除了高技能產業工人、民營企業中層管理人員、中高級專業技術人員、小微企業經營者，已在城市成為行業中堅力量的農民工是當前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重點力量。我國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長期低于平均數，表明低于平均數的低收入人口超過50%，盡管這兩年農民工收入待遇普遍提高，但仍是城市低收入就業人口的主要構成。據中南財經政法大學3381份問卷調查結果，農民工平均收入是城鎮非私營企業職工平均收入的一半，大部分農民工沒有簽訂正式勞動合同，五險一金全覆蓋的比例為13%，農民工與城市職工在勞動權益、公共服務、社會保障方面仍有很大差距。勞動權益并缺乏有效的保障機制、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及依附在戶籍制度之上的公共服務和公共資源配置的逆向性，是農民工在脫貧后沖“中”的主要障礙。
持續“擴中”，應使農村和農業中也有更多中等收入者。中國農村和農業能不能出現更多中等收入者，是城市化、農業現代化和城鄉一體化取得重大進展的標志之一。據統計數據，近兩年我國農村居民純收入的增長速度快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度，2011年農村約有10%的家庭已經達到國家統計局提出的年收入6萬元的中等收入群體的下限，農村中等收入群體的培育不可忽視。
從各大媒體的報道看，現有的中等收入群體自我認同感低，許多人認為自己是“被中產”，收入到了中段，生活質量的改善卻因為物價上漲所抵消，還有車貸、房貸、孩子教育、老人贍養等諸多開支壓力，實際可自由支配的收入低。此外，2011年我國人均文化消費為753元，大大低于同等發展階段3000多元的國際標準，文化消費支出占其消費支出比重較低，房貸、教育等其他方面的支出擠占了文化消費支出。這些都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現有中等收入群體的脆弱性和低質量。說到底，創業是創造中產的重要途徑，但近幾年受原材料價格上升、勞動力成本上升、融資成本高企、外部市場縮水等諸多因素影響，中小企業虧損率上升，不利于穩定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這從側面也反映了當前激勵創業的政策亟須制度保障。
要實現提低擴中和穩中防落，根本在于改革。未來5-10年，需要幾個不同層面的改革突破和協調推進。比如以“農民工市民化”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為重點推進城市化和城鄉一體化。中改院院長遲福林為此提出了“農民工市民化”是持續“擴中”的現實突破口，即通過改革戶籍制度和公共服務體制，從身份、公共服務、社會福利上給予農民工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同時，進一步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讓農民有權利從土地的城市化中獲得持續增加的收益。提高征地補償標準是一方面，更根本的是讓農民享有的土地權利更為完整和持久。
在就業壓力加大的背景下，保障就業是擴中的基本要求。城市化和服務業是擴大就業的持續動力，據專家測算，城市化率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可以帶動就業率上升0.77個百分點，為擴中提供有利條件。但是，城市化不能是政府的造城運動。當前我國地方債風險未消，政府主導的城市化還帶來投資低效率問題，所以在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供給上更多采取公私合作方式，通過私營部門增長帶動充分就業，是一條可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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