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225期日前召開，論壇成員、全國人大常委、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發表主題為“中國必須通過的減速關”的主題演講。蔡昉表示，當前中國經濟減速緣于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下降，這主要是由人口紅利的消失帶來的。具體考慮中國國情，要提高潛在增長率有兩個辦法，一是繼續利用后發優勢促進技術進步，二是通過進一步深化改革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如果持續經濟增長速度沒有低于潛在增長率，就不會出現周期性失業，就沒有就業的沖擊。
蔡昉說，當前中國經濟要減速，看上去不樂觀，但其實和中共十八大的部署還是一致的。十八大提出，2020年要在2010年的基礎上國內生產總值翻一番。再翻一番的意思是什么，2011年中國經濟增長了9.2%，2012年會在7.5%甚至更高，那么再往后其實不要7%的年均增長速度就可以翻番。所以這個目標是很宏偉的，但是并不要求很高的經濟增長速度，留出了余地來進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過去30年，中國保持了接近10%的增長速度，“十一五”期間更是高達11.3%，但是未來可能到10%以下，甚至可能在8%以下，這就是中國經濟的減速，它是個關。
2012年上半年一直到現在，大家聽到的都是經濟增長速度下來了。過去國際上有所謂“中國崩潰論”，預計中國要崩潰但是一直沒有崩潰。國內也有很多人經常會擔心，反復地說要速度跌。這回“狼”終于來了，1-9月份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長7.7%，從2006年到現在，即使在經歷金融危機的2008年、2009年，增長速度也沒有這么低，這讓那些喊“狼”來的人們歡欣鼓舞。
但是接下來要看，這個“狼”看上去并不可怕。中國一直怕經濟增長速度跌到8%以下，溫總理說多次遭遇國際金融危機也要保八。為什么？因為GDP增長8%以下就不能滿足就業的需要，沒有足夠的工作崗位就會產生社會問題。1-9月份增速是7.7%，但到9月份新增就業超過1000萬。超過1000萬意味著到9月份為止，已經完成了全年計劃，還超過了14%。到9月份的時候，有很多省、市、自治區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的增長幅度接近20%。提工資意味著勞動力還是不足的，企業招工難。也就是說從勞動力市場狀況看，沒有像以前認為的承受不起8%以下。
為什么我們多年怕“狼”來了，“狼”來了以后卻沒有顯示出它的兇惡本性？并不是說以前我們錯了，而是說今天的格局跟過去不一樣了。基本的原因就是，如果持續經濟增長速度沒有低于潛在增長率，就不會出現周期性失業，就沒有就業的壓力。所謂潛在增長率，就是根據一國現在所擁有的生態要素、勞動力、資本，由現有生產力水平決定的正常增長速度。潛在增長率有一個前提，就是假設充分就業。因此如果實際增長速度不低于潛在增長率的話，就肯定是充分就業，甚至可能是招工難。
有測算顯示，到目前為止“十二五”期間平均的潛在增長率是7.2%，具體到今年是7.5%。2012年初開兩會的時候，溫總理宣布2012年預計GDP增長7.5%，實際上到目前為止看是7.7%，也就是說高于潛在增長率。那么很顯然，就不會造成勞動力市場上的大幅度的沖擊。
再看更長期的因素，經濟增長速度到底是不是越快越好。蔡昉說，并不是越發達的經濟體增長速度越快，經濟增長快是一種趕超現象，越是發達的經濟體越不可能實現超常的高速度增長。
人口紅利滲透所有的經濟增長源泉，如果人口發生了變化，特別是人口結構發生了變化，人口紅利沒有了，那么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礎就會發生變化。
蔡昉介紹說，比較落后的經濟體可以在趕超的過程中實現更快的速度，有很多解釋，比如說這個經濟體之前可能有戰亂，政治腐敗，當這些問題解決了，技術差距成為了后發優勢。更重要的一條則是，有沒有人口紅利。
學習經濟增長理論，一定要學羅伯特·索羅寫的論文，他是所謂的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創始人。索羅假設勞動力是短缺的，在這一情況下如果不斷投入其它要素，比如說資本，就會遇到報酬遞減的現象，因此經濟增長速度就不會太快，甚至不能靠單純的投入來實現經濟增長。那么經濟增長就完全來自于生產力的進步，更具體的說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這時候一個經濟體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如果超乎于其它國家，那么它的經濟增長速度就更快。
在這個假設之下，克魯格曼在上世紀90年代的時候就批評東亞模式，特別是亞洲四小龍，認為這些經濟體只有生產要素的投入，沒有技術進步，因此他預期它們的經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最終都會停止下來。然而雖然經歷了東南亞經濟危機，但是這些國家的長期增長并沒有受到傷害，最后亞洲四小龍都成為了高收入的國家和地區，其它的亞洲國家也還在繼續增長。原因是什么呢？
蔡昉提出，新古典增長理論中存在一個根本缺陷，就是說它沒有注意到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當代東亞的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這些經濟體有人口紅利，有二元經濟，有無限供給的勞動力。這些勞動力源源不斷地提供出來，因此就可以不斷地投入資本，得到靠投入帶來的經濟增長。因此有沒有人口紅利，就決定了這些經濟體有沒有趕超的機會。
中國過去也是有人口紅利的。所謂人口紅利，簡單地看就是勞動年齡人口是增長的。
迄今為止，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還是在不斷地增長，被撫養的少年勞動人口是減少的，老年人口雖然增長，但它的絕對數量并不高，相對于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的也慢一些，因此總的人口撫養比是下降的。在這個時期，中國就獲得了人口紅利。
蔡昉說，我們做了一些分解，過去30多年平均接近于10%的增長速度都是由什么構成的，71%的貢獻來自于資本投入，固定資產的形成；8%來自于勞動力投入，就是人口紅利；4%來自于人力資本，人力資本是指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和人口紅利直接相關。此外，人口撫養比下降，也就是狹義的人口紅利貢獻了7%。剩下的殘差，也就是解釋不了的東西叫做全要素生產率。資本投入也充滿了人口紅利的促進作用。一方面，撫養比低人口負擔就輕，生產出來的剩余就可以儲蓄起來實現資本積累；另一方面，勞動力不短缺，至少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就不會遇到不斷地投入資本導致報酬遞減的現象。至于全要素生產率，主要的來源有兩個，一個是技術進步，還有一個是資源的重新配置。
蔡昉說，過去30多年，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基本上就是來自于人口紅利。這并不是說經濟增長只靠人口紅利，靠的還是改革開放“文化大革命”運動，當時不搞經濟建設，中國有人口紅利也沒有用。
但是，人口紅利滲透所有的經濟增長源泉，如果人口發生了變化，特別是人口結構發生了變化，人口紅利沒有了，那么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礎就會發生變化。
勞動力的增長率2010年以后開始負增長，對經濟增長形成了負貢獻。投資的增長率過去非常高，今后也一定會下降，因為勞動力如果不繼續增長，那么資本增加投入的報酬會遞減。而且將來的儲蓄率也不會像以前那么高。
現在這一變化就已經出現，我們發現人口紅利已經消失了。蔡昉說。
據他介紹，我國最近一次人口普查是在2010年，從這次人口普查的數據可以清楚看到，勞動年齡人口，也就是15到59歲的年齡段的人口，從2010年以后開始絕對地下降，中國的勞動力供給出現了負增長。
如果把15到59歲的人口數量做分母，把15歲以前的人口和60歲以后的人口做分子的話，得到的人口撫養比相應的就從2010年開始不再下降，反而提高了。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轉折，意味著中國從2010年開始人口紅利已經消失。盡管人口紅利消失以后，一段時間內對經濟增長還會有一些潛力，但總的趨勢是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
由于人口因素是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源泉，所以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開始下降。首先勞動力的增長率2010年以后開始負增長，對經濟增長形成了負貢獻。其次，投資的增長率過去非常高，今后也一定會下降。因為勞動力如果不繼續增長，那么資本增加投入的報酬會遞減，而且將來的儲蓄率也不會如同之前那么高。
在此，蔡昉對一些爭議話題進行了解釋。他說，大家會問，一般人們都是把15歲到64歲的人口作為勞動年齡人口，你為什么突然又轉換了概念變成了15到59歲的人口呢？道理有兩條，第一個，中國的退休制度就是滿60歲退休，女55歲退休，甚至有一些工種55歲以前就退休了。第二個，是和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的人力資本，也就是受教育程度有關。美國每一個年齡段人口受教育的程度都比我們高，而且在各個年齡段，他們受教育程度是一樣的。但在中國，是年齡越大的人受教育程度越低。我想要24歲的人找不到，要34歲、44歲的也沒有，但54歲、64歲這些人又受教育水平太低，可能沒法掌握我們所要求的技能。因此從這兩個理由看，60歲以后中國普通的勞動者，很難再成為勞動力供給。
至于為什么要假設投資增長不能維持過去那么快的速度，蔡昉表示，最近看到很多評論，有人說還可以加大投資力度進行城市化，推動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建設基礎設施，但是在這里一定要注意到，中國已經超越了二元經濟發展階段，投資的規模效應遞減規律將開始發生作用。我借鑒了不同學者的測算，我們自己也做了測算，中國資本的邊際回報率一直在下降，在過去的幾年里，下降得格外快。如果沒有政府補貼，你愿意在報酬大幅度下降的情況下繼續投資嗎？或者說，你愿意，但你能夠保證得到盈利嗎？其實不可能。因此，沒有人干預的情況下，投資增長速度一定會放慢的。
解釋過這兩方面問題之后，蔡昉認為就可以來估算中國的潛在增長率了。按照他的估算，1995年中國的潛在增長率是10.3%，1995年到2009年，潛在增長率是9.8%。這兩個預測都已經和事實相印證了，和最終的真實增長率也都差不多。在“十二五”期間，2011到2015年的潛在增長率降到只有7.2%。到“十三五”期間，2016年到2020年GDP的年平均潛在增長率將只有6.1%。
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來自于兩條途徑，一條是技術進步，這對中國來說有很多捷徑可走，因為在技術上中國和發達國家是有差距的，這個差距可以帶來后發優勢。還有一條途徑，就是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
如何認識當前中國面臨著的潛在增長率下降，蔡昉認為目前的潛在增長率更平和，更可持續。他說，事實上從2012年開始，如果每年能夠做到7.2%-7.3%的增速，到2020年就不是GDP總量比2010年翻番了，而是人均GDP也可以翻番，因為今后十年中國每年的人口增長率不會超過千分之三。
他強調說，2012年上半年中國經濟速度顯得很慢，只有7.7%。在這個過程中，人們會聽到企業、投資者、投行、經濟學家的呼聲，聽到外國人希望你能夠刺激經濟的勸告聲。但是假如說潛在增長率確實在7.2%左右，可以保證充分就業，那么中國就不用額外創造需求。
過去十年，中國年平均消費需求對GDP的拉動作用是4.5個百分點，投資需求拉動是5.4個百分點，出口的需求是0.56個百分點。中國一直想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轉到消費需求驅動上去，不要過度依賴出口。如果中國今后不要出口需求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假設為零；投資的拉動能夠緩下來了，比如說把它減到一半，還剩2.7個百分點；那么這2.7個百分點加上消費需求拉動的4.5個百分點，正好是7.2個百分點。因此可以說當前消費對經濟拉動的作用和中國的潛在增長率是一致的。也就是說，中國不需要人為地去加大投資，去增加需求。超越潛在增長率的增長速度，也不利于經濟的健康發展。
日本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在二戰后，日本人口撫養比下降，是有充足的人口紅利可以獲得，于是日本實現了20多年9.2%的高速經濟增長。然后日本人口撫養比降到最低點，相應的它的潛在增長率就大幅度地跌下來了，但是日本的民間不甘心，政府也不甘心，于是就開始刺激經濟，用了各種各樣刺激方案，和中國現在采取的手段也很像，如區域發展政策、產業政策、宏觀經濟的刺激規劃等等。最為人熟知的就是它刺激房地產業，結果造成了嚴重的經濟泡沫，到了上世紀90年代初，泡沫破裂，以后陷入到了長達20年的零增長。
但是，潛在增長率也是可以改變的。潛在增長率可以分解成勞動力供給量、資本供給量和生產力能夠多快地提高。如果改變了這些東西，這個經濟體就還能發展得更好一些。但是，事情沒那么簡單。
其它的辦法可以做一些模擬得出。之前都是假設中國的勞動力供給是在下降的。這里說的勞動人口是指15-59歲能夠達到紅利的人口，但是這些人不一定會工作，他可能想上學，大學生就肯定超過15歲了，這降低了勞動力參與率。還有一些家庭婦女或者家庭婦男，他們退出了勞動力市場，也就降低了總體的勞動參與度。還有各種各樣的原因，可以成為勞動年齡人口不想就業。那么盡管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是在下降，但是如果能夠提高勞動參與率也可以抵消這個下降的趨勢。
中國現在的參與率大概是60%-70%，假設從今天開始到2020年這期間，中國的勞動參與度每年增長一個百分點，那通過測算可以發現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就可以提高差不多0.9個百分點。所以當前有關部門在琢磨延長退休年齡。這很正常，如果把本來應該60歲退休的人改成65歲退休，當然會增加勞動參與率。
再比如說降低失業率。目前中國的城鎮登記失業率其實已經很低了，只有4.1%，所以也沒有特別大的余地。真正的余地在什么，在于戶籍制度改革，推進農民工勞動力供給的穩定化、充分化。目前大家知道，官方用常住人口定義的城市化率是51%，用非農業戶口人口比例定義的，所謂中國特色的城鎮化率則只有35%。這16個百分點的差距意味著1.6億農民工被統計為城市人口，但沒有得到城市戶口，因此他們就沒有充分的社會保障，他們就不想在城市退休，因此也就不可能干到60歲。其實一般他們40歲上下就退休了，回到家里照顧老人和孩子。所以戶籍制度改革對經濟增長潛力的提升立竿見影。
還有一個，假設未來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每年提高一個百分點，那么經濟的潛在增長速度也會明顯上升，據測算會增加接近一個百分點。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來自于兩條途徑，一條是技術進步，這對中國來說有很多捷徑可走，因為在技術上中國和發達國家是有差距的，這個差距可以帶來后發優勢。還有一條途徑，就是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一項研究表明，中國企業之間的生產力差距非常大，如果能夠達到更好的配置，比如說企業的生產力差距達到美國的水平，全要素生產率可以提高30%-50%。這就需要改革，要創造一個創造性破壞的制度環境，把所有不平等的競爭環境均等化。總之，改革是可以帶來全要素生產率的明顯改進。
問：您好，蔡老師。我主要做大宗商品的，聽您說投資增長率要從5.4%降到2.7%，我感覺未來前景比較悲觀。能不能說說是怎么預測的。
答：剛才我講的那個例子，其實重點不是預測。我想說的是人們通常會看到今天的增長速度降下來了。無論是現實的1-9月份的7.7%，還是學者說的7.5%，或者“十二五”的7.2%，都被認為速度偏低，還可以刺激需求把這個速度提上來。我想告訴大家的是，我們不需要刺激需求。有兩點原因，一個是刺激需求是一種錯誤的做法。用區域發展戰略的辦法，用產業政策的辦法，用大規模刺激性投資的辦法，會造成產能過剩，生產要素價格扭曲，偏離比較優勢，甚至產生泡沫經濟。第二個是也沒有必要。你看我們“十二五”的潛在增長率是7.2%，這個7.2%完全可以用很平衡的方式得到。另外，在過去的五年里我們經歷了很多非正常的大規模擴大投資。假設5.4的百分點降一半2.7個百分點，消費需求是4.5個百分點，4.5加2.7，7.2個百分點，我只是為了湊7.2做了這么一個假設，也許不會下降到一半。
問：如果說實際增長和潛在增長不匹配會帶來不好的效果，那么地方政府還在大規模地投資，而且投資的數額非常巨大，您對此怎么評價？
答：我接受比較正常的速度、偏低一點的速度或者接受潛在增長速度，中央政府已經越來越顯示出他們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因為在“十二五”規劃中定的是7%。五年規劃從來都定的低但是現實中還追求高，今年我們也是第一次主動定了一個8%以下的增長速度，這在以前我們從來沒有過，最糟糕的時候我們都要保8%。我相信中央政府越來越接受真正降下來一點的速度。它的理由是非常正確的，就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我覺得中央政府越來越真心要接受這樣的速度，那么它就應該在各個方面，包括考核干部上有新的考慮，還有我們中央和地方的財政責任和事權的重新分配上也要有新的考慮。也就是說我們到了今天這個階段，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再是口號，應該體現在每一個方面，凡是不利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都應該改革。
問：有人提出，未來二十年中國還有8%的經濟增長潛能，它的主要依據是后發優勢，現在中國和1951年的日本非常類似，日本在1951年以后保持了二十年的8%的增長速度，您怎么看？
答：剛才我也說了，今后二十年中國實現比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比如說8%也不是不合理。剛才預測的是7%到6%。我們假設今后二十年我們潛在增長率只有6個百分點。那么提高勞動生產參與率可以增加接近1個百分點，如果再增加一點超過8%也不是不可能的。我所強調的是，我們不要去人為地用刺激需求的方式超過這個潛在增長率。但是提高潛在增長率永遠是好事。林毅夫教授強調我們有技術差距。我認為我們還有后發優勢。跟日本上個世紀50年代、60年代比，也都是有道理的。但是我想強調的一個，我們和日本上世紀90年代也很像，日本1990年是人口紅利消失的一年，我們現在也正是人口紅利消失的時候。這個時候日本采取了刺激政策，試圖超越潛在增長率，我們要避免這個錯誤。日本犯了這個錯誤的代價是跌入了高收入的陷阱，我們要是犯了這個錯誤只能是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蔡昉，1956年9月生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人力資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
先后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曾在國外多所大學擔任訪問學者。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委員。兼任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全球變化人文因素國際項目中國委員會副主席、中華全國青年社會科學工作者聯誼會副會長、農業部軟科學委員會委員、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專家工作委員會委員、國家“十一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和《經濟研究》等刊物編委。
20世紀90年代以來分別獲得“做出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得者”、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出國留學人員杰出成就獎等表彰。獲第二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第四屆中國發展百人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