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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問我什么是新型城鎮化，我肯定答不出來。雖然也有一些專家試圖給新型城鎮化下一個嚴格定義，但我想，要找到一個權威的大家都認可的新型城鎮化定義，可能很難，或許下定義的專家本人都未必清楚新型城鎮化“新”在何處。前不久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如何走新型城鎮化之路從三個方面做了闡述，但這只是原則要求，說不上是嚴格的定義，即使是定義，也不能全面涵蓋新型城鎮化之“新”。
我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據說未來十年城鎮化是中國擴內需的重大戰略。經濟工作會議也已把走新型城鎮化道路作為今年工作的六大任務之一。許多地方都正在或已經制定了新型城市化的規劃，相關專家學者也忙著在全國飛來飛去，向地方主政者推銷自己的新型城市化方案。
2012年已經過去，從經濟角度說，2012年留下的最大遺憾就是經濟遇到很大困難，增速雖然實現了年初制定的目標，但卻降到近年來的低點。對中國來說，由于還有繁重的就業壓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壓力，以及其他一些需要充足財力保障才能做好的事情，所以，仍需保持一定的增長水平，因為財政的增收依賴于經濟的增長。另一方面，從長遠看，要使中國的發展方式轉型成功，經濟持續健康增長，前提應是建立一個內需主導型的經濟模式。而城鎮化，被認為是中國擴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從而也是保證經濟較高增長的優勢所在。相關統計顯示，城鎮化率每增加1個百分點，大概能夠帶來7萬億元的市場需求。一些機構已經預測，由于有了城鎮化的政策保障，今年經濟至少能夠達到8.2%的增速，遠高于去年增長水平。凡此種種，決定了今年的工作重點還是會放在如何把經濟搞上去。
把經濟作為優先處理的事項雖然符合中國當前情形，不過，我擔心的是，假如大家都把眼睛盯在城鎮化上，恐怕中央對新型城鎮化之“新”的要求就會落空。道理很簡單，各地打城鎮化的主意，著眼不在城鎮化的“新”上，更多還是出于GDP和財政收入的考慮。如上所述，畢竟只有經濟增長，才有財政的增收。如果這樣，目前各地大張旗鼓的城鎮化很可能會變成“穿新鞋，走舊路”，回到過去見物不見人的城鎮化狀態。
迄今為止的城鎮化，正如國家行政學院張孝德教授所批評的，它是被GDP主義捆綁的城鎮化，使城鎮化成為與生態文明時代相悖的高能耗、高浪費、高污染的病態城鎮化；是一味以西方城市鎮為參照系的城鎮化，使城鎮化成為中國文化缺位、特色不明的城鎮化；是在錯誤城鎮化理論誤導下，使城鎮化成為不計成本的盲目追求大城市擴張的非理性城鎮化。簡單地說，目前的城市化異化成了在政府主導下的一種非理性的造城運動，它一方面把農民趕上樓，剝奪農民參與土地增值的收益分配權；另一方面，又驅使農民進入城市，干又臟又累的活，但卻長期只拿大體相當于城鎮同等人群一半的報酬，給農民造成雙重傷害。
所以，讓城鎮化回歸到中國特色城鎮化上來，走一條與已有的城鎮化不一樣的“新”路，就不僅成為一個迫在眉睫的理論問題，更是一個實踐問題。我再次強調，并不知道什么叫新型城鎮化，但我想新型城鎮化之“新”，至少應該體現以下幾個特點，一是要有個性特質，二是要有人本氣息，三是能夠城鄉互補。城鎮也是有生命的，有自己不同的基礎、背景、環境和發展條件，由此孕育出來的城鎮應顯示出自己與眾不同的特點，不能千篇一律、千城一面，這樣的城市沒有個性，自然也體現不出“新”來。其次，推進城鎮化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人，是為了使生活于這個城鎮的人們日子過得舒心，這就要求我們的城鎮化不能見物不見人，為城鎮而城鎮；也就是說，城鎮的一切應當圍繞人來展開，使之具有人情味，形成良好的人本氛圍，促進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而不是相反。
還有，新型城鎮化不是不要農村，因此，城鄉互補和融合在城鎮化中就顯得特別重要。農村可以為城鎮的發展提供有力支持，城鎮可以為農村的發展提供強大動力，不能認為農村是城市的累贅，以犧牲農村的發展來謀求城鎮的進步，在新型城鎮化的建設中，要力戒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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