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著力提高城鎮化質量。要把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作為重要任務抓實抓好。這一“市民化”的政策舉措既關乎城鎮化的發展水平，也是左右收入分配改革效果的一大因素。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2012年12月主辦“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政策與體制”論壇，聚焦“農民工市民化與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第一財經日報》特此整理部分發言摘要以饗讀者。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加快人口城鎮化進程，重在使一定比例的農民工和農民成為中等收入群體的新生力量。未來5年左右，中國的城鎮化率有望以年均1%～1.2%的速度推進，人口城鎮化率有望以年均1.3%～1.5%的速度推進，到2020年人口城鎮化率有望達到50%～55%，新增城鎮人口將達4億左右。按照中共十八大的要求，未來幾年，如果城鄉一體化的相關政策與體制安排到位，到2020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翻番順利實現，新增4億城鎮戶籍人口中的40%，大約1.6億人有可能進入中等收入群體行列。
應盡快出臺農民工市民化的日程表，爭取經過3~5年的努力，初步實現農民工市民化，使一部分農民在真正融入城市后成為中等收入群體。
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院長鄒農儉：數量龐大的農民工群體中有可能、有條件成長起一批中等收入者。特別是農民工中部分有技能的勞動者、一部分中層管理者，能夠通過自己的合法勞動成為中等收入者。如果在城鎮化的過程中，我國數億農民順利轉化為具有現代性特征的新型市民，而且從中成長起一批中等收入者，必將大大改善我國的社會結構，促進現代型社會結構的造就。
公共產品供給的不均等，是農民工融入城市的最大難點。現在農民中的一部分來到了城鎮，成為農民工，但公共產品供給的體制仍依據農村的那一套在操作，城鄉不同的待遇、城鄉二元結構體制，在農民工身上體現得十分明顯，農民工就醫難、農民工子女入學難就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現實問題。
農民工市民化，最關鍵的是要將一套成熟的、具有現代化理念的體制覆蓋到農民工。第一，必須對農民工，特別是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予以戰略性的安排；第二，設計新型的公共產品供給體制，為農民工真正融入城鎮成為新型市民、為從農民工中涌現一批中等收入者提供制度保障；第三，增加勞動收入在總收入中的比重，探索建立現代社會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協調制度；第四，重視農民工的職業培訓工作，增強其在就業市場的競爭能力；第五，處理好農民轉移過程中的利益關系，使農民離開土地、轉化為市民的過程成為農民得益的過程，而不是受損的過程，這樣也就必然造就出一部分中等收入的農民工群體；第六，對中小企業特別是自主創業的企業減稅，實行真正的民富優先。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副部長林家彬：農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礙來自于三個方面的權利缺失：一是作為城鎮居民的權利缺失。在現行戶籍制度以及與戶籍制度相掛鉤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限制下，農民工基本上享受不到社會保障權、子女受教育權等諸多市民所享有的權利；二是作為勞動者的權利缺失。由于在過去勞動力供大于求的態勢下，企業經營者形成了盡可能利用事實勞動關系來實現勞動力成本最小化的行為模式，大部分農民工都沒有與雇主之間建立穩定的勞動關系。因此，農民工在勞動報酬、勞動安全衛生保護等方面都處于不平等的境地，難以主張其正當權利；三是土地財產權利的缺失。由于在現行土地制度之下，農民不能自由處置其名下的宅基地、承包地，而離開農村到城市落戶通常需要無償放棄宅基地和承包地，而這意味著一大塊利益的損失，越是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方損失的利益就越大，這也使得許多農民工對落戶城市敬而遠之。
農民工的市民化是一項涉及到國家多項基本制度的、復雜的系統工程，不能依靠某項政策的單兵突進，而必須進行多領域統籌推進的、大膽細致的制度創新，為一部分農民工成為中等收入群體創造條件。第一，應對農村土地產權制度進行改革，以形成產權清晰、權利平等、成果共享的城鄉一體化新格局；第二，應當把構建穩定的勞動關系作為重要抓手；第三，可以考慮對現行生育政策進行調整。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積極引導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入城市，進一步打破城鄉分割的管理體制，為他們進城務工提供更多的需求信息、職業培訓。為農民工建立人事檔案，解決農民工的戶籍問題，使農民工真正成為城市的一員，使他們在就業、醫療、住宅、教育等方面擁有和城市群體同等的福利，這樣他們才會有歸屬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