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說“改革是中國的最大紅利”，就在于抓住國內巨大需求潛力釋放的最大機遇、發掘人口城鎮化的最大潛力，直接取決于重大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的實質性突破。就是說，要以“最大的紅利”，抓住“最大的機遇”，釋放“最大的潛力”。當前，改革的內外環境正在發生深刻復雜的變化：一是轉型與改革交織融合，經濟轉型、社會轉型、政府轉型都直接依賴改革的突破。二是改革面臨的利益矛盾更為突出，既涉及增量利益合理分配，更涉及存量利益格局的調整；未來幾年的改革能否在調整利益關系、解決利益失衡上取得重要進展，將牽動和影響發展穩定大局。三是改革的時間和空間約束增強。“改革與危機賽跑”不是危言聳聽。面對復雜多變的內外發展環境，逼迫我們牢牢把握改革的主動權，盡快形成改革的總體方案、路線圖、時間表，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地深化重要領域改革。
分析我國中長期經濟增長的基本趨勢，需要客觀判斷國內市場需求、尤其是消費需求的增長趨勢。隨著我國由生存型階段進入發展型新階段，城鄉居民物質文化需求的內涵、結構與規模都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消費結構正在由生存型需求為主向發展型需求為主、由物質性消費為主向服務性消費為主轉變。在這個特定背景下，我國未來5—10年消費潛力釋放與結構升級的空間巨大。初步測算表明，到2020年，城鄉居民名義消費總量規模有望達到45萬億元左右；加上消費潛力釋放創造的投資需求，2020年內需規模有可能接近百萬億元的級數。如果潛在的消費需求能夠得到比較充分釋放，就有條件支撐未來10年7%—8%的增長。能否抓住國內需求潛力釋放的重要戰略機遇，取決于消費主導轉型與改革的實際進程，即能不能用5—8年的時間形成以釋放國內需求支撐可持續增長的基本格局。
以改革破題投資轉型，實現投資與消費的動態平衡。未來5—10年的經濟增長，究竟是繼續高度依賴投資還是以擴大消費為主？我國尚處在轉型發展過程中，保持一定的、合理的投資率符合基本國情。問題在于，多年來投資率居高不下，投資規模增長過快，使投資—消費失衡成為經濟運行的突出問題。實踐證明，長期依賴投資驅動的增長是不可持續的。沒有消費需求支撐和引導的投資，在保短期增長的同時，會給中長期的增長積累更多的結構性矛盾。適應消費需求釋放和消費需求結構變化的大趨勢，著力推進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重在以改革破題投資轉型。
改變投資結構。一是要加大公益性項目的投資。適應我國進入公共產品短缺時代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的基本趨勢，要把投資的重點轉向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產品領域。這既能釋放消費需求，又能拉動有效投資。二是要加大消費供給能力的投資。應當說，這方面的空間很大。以文化產業投資為例，適應廣大城鄉居民的文化需求，投資于有市場的文化產品，未來
5年左右有可能使我國文化增加值占GDP比重實現倍增，即由目前的3%提高到6%左右。即使實現了這個目標，我國文化產業占GDP的比重，與日本、韓國等國相比，仍有2—3倍的差距。
優化投資來源。打破民營經濟進入壟斷行業的“玻璃門”，使社會資本成為投資的主要來源，以確保投資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當前，由于壟斷行業改革的滯后，社會資本難以進入公益領域和壟斷行業，已成為影響投資穩定性和可持續性的重大問題。加快壟斷行業改革，已成為投資轉型與深化投資體制改革的重大任務。
以公益性為目標調整國有資本配置。國有企業改革和國有資本調整，日益成為影響和牽動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重大問題：調整經濟結構，優化投資結構，重在國有資本的合理配置；改變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理順利益關系，需要國有資本及其收益盡快成為社會福利的重要來源，使廣大社會成員能夠分享國有資本增值創造的社會福利。著眼于轉型發展的全局，需要以強化公益性為目標推進國有資本的戰略性調整。一是國有資本要逐步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退出，重點轉移到公共產品領域；二是把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本，集中配置在事關中長期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能源、資源和高科技等新興戰略性產業，充分發揮國有資本在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中的重大作用；三是對確有必要保留在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本，要提高收租分紅比例，并將收租分紅收益主要投入到社會公益領域；四是盡快將國有資本納入全口徑財政預算體系。
以形成6億中等收入群體為重要目標破題收入分配改革。到2020年實現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倍增，關鍵在于中等收入群體的倍增：即在目前大約23%的基礎上，每年提高2個百分點，到2020年努力使中等收入群體占比達到40%以上，由此使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擴大到6億人左右。實現這一目標是個大戰略，意味著消費主體的形成與穩定，利益關系調整的新突破，走向共同富裕的大趨勢，“橄欖形”社會結構的初步形成。這就需要以民富優先破題收入分配改革，盡快扭轉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為廣大中低收入者向上流動創造更多的機會和條件。
盡快提高城鄉居民的實際收入水平。居民收入倍增是向城鄉居民傾斜、向勞動者報酬傾斜前提下的倍增，以使城鄉居民的實際收入增長不低于GDP增長速度，使勞動報酬占GDP比重從目前大約40%提高到
50%以上，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從2011年的3.13∶1下降到2020年的2.8∶1以內。
以制度公平為重點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在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中，能否首先保障中低收入者的權益，已成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因素之一。這就需要：嚴格限制經濟適用房受益范圍，把住房領域的公共資源主要用于中低收入者，建立完善以廉租房為重點的住房保障體系，在這個前提下深化住房領域的市場化改革；推進城鄉、不同群體基本公共服務制度的統一，尤其是醫療保險、養老保障的制度統一；努力縮小財政對不同社會群體基本公共服務的投入差距，并建立公開透明的約束性指標。
加快推進結構性減稅。這是打破制度性約束、藏富于民的重大舉措，有利于增強經濟活力、發展中小企業、減輕中低收入者負擔。
未來5—10年，由于有著城鎮化釋放的巨大內需潛力，有著轉型與改革的巨大空間，我國將仍然具有許多國家難以比擬的突出優勢以及由此形成的重要戰略機遇。當前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在于：從城鎮化的規模型擴張轉向人口城鎮化的有序發展，并以制度創新為重點破題人口城鎮化。
制定國家層面人口城鎮化規劃，明確提出人口城鎮化及其需要的轉型與改革的基本目標。
用
3年左右時間，在全國范圍內基本上使有條件的農民工市民化。從多方面看，“十二五”初步解決有條件農民工市民化的時機成熟、條件具備，且有望在近一兩年發達地區率先取得突破。
用
5年左右時間，形成人口城鎮化的制度框架。初步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制度對城鎮常住人口的全覆蓋，戶籍制度、土地制度等重點領域改革取得明顯成效，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建設速度明顯加快。通過城鄉一體化的制度安排，人口城鎮化保持1.3—1.5%的增長速度，人口城鎮化率從目前的35%提高到42.5%左右。
用
8年左右時間，基本形成人口城鎮化的新格局。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形成城鄉一體化的基本公共服務體制，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總體實現；基本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合理分布的空間格局；以人口城鎮化為導向的綜合改革取得明顯進展，城鎮化質量明顯提高。到2020年，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0%—55%，初步接近60%左右的名義城鎮化率。
加快人口城鎮化的制度創新。釋放城鎮化的內需潛力，重在解開城鄉“二元方程”。
以落實農民工就業落戶政策為突破口，放開城鄉二元的戶籍限制。主要的建議是：1—2年內實現中小城鎮戶籍制度全面放開，同時加大中小城鎮的財政、金融、用地等支持力度，公共資源配置要更多地向小城鎮傾斜，為小城鎮產業發展和外來人口就業定居創造條件；3—5年內實現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戶籍制度基本放開，東部沿海城市可以率先推進；8年內把城市戶口、農村戶口、農民“暫住證”等統一為“居住證”，實現流動人口在全國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和統一管理。
以農民工市民化為突破口，加快城鄉基本公共服務一體化進程。不斷擴大城鎮基本公共服務覆蓋范圍，把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制度對常住人口的全覆蓋作為“十二五”的約束性目標，保障農民工無論在什么地區就業，都能享受到與該地區戶籍居民大致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務。
以創新農民工土地制度安排為突破口，統籌推進城鄉土地制度一體化。一方面要盡快剝離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尤其是在農村土地得不到物權保障、不能抵押貸款的情況下，不能硬性要求農民工以放棄土地權利為代價來獲得城市基本公共服務；另一方面要切實保障農民的土地收益權。在符合城鄉土地規劃的前提下，建立完善的農村土地使用權的轉讓、出租、抵押、入股的相關制度安排。
“城鎮化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任務”。未來5—8年，以人口城鎮化為主要載體擴大內需，以制度創新為重點釋放城鎮化的需求潛力，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走向公平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重點。
未來5—10年，通過深化改革收獲內需紅利和城鎮化紅利，越來越依賴政府轉型與改革的突破：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需要改變“增長主義”政府傾向，在經濟生活領域堅持市場主導下有效發揮政府的作用，而不是政府主導下有限發揮市場的作用；社會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社會的關系，需要改變“大政府、小社會”局面，建立有活力的“大社會”，逐步走向社會公共治理。
改變增長主義政府傾向，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在我國經濟起飛階段，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把社會資源有效集中在投資建設上，在推動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問題在于，這種經濟增長方式以追求GDP增長速度為首要目標、以擴大投資規模為重要途徑、以土地批租和上重化工業項目為突出特點、以資源配置的行政控制和行政干預為主要手段，在帶來投資增長過快、投資—消費失衡、資源環境矛盾突出等問題的同時，還造成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共服務的缺位。這就需要做到以下幾點。
改變政府理念。是以公共服務為中心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改變政府理念的首要問題。在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形成的條件下，經濟建設的主體是企業、是社會，政府的主要職能是要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為企業、社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提供重要保障。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形成、企業成為市場競爭主體的條件下，政府以公共服務為中心是保證企業、社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前提和重要條件。長期把“經濟建設為中心”絕對化、片面化，以及由此形成的以追求速度為突出特點的“增長主義”政府傾向，到了需要真正改變的時候了。
推進結構性改革。實踐證明，把以改變“增長主義”政府傾向為重點的行政體制改革作為全面改革的重點和關鍵，才能實現財稅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干部選拔機制改革以及其他政治體制改革的破題。例如：只有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目標建立公共財政制度，才能強化地方政府公共服務能力；只有改變地方政府的“增長主義”傾向，才能建立起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有效激勵約束機制。
改變政府自身利益傾向。與“增長主義”政府傾向直接相聯系的問題是現存的部門利益、行業利益、地方利益等政府自身利益。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如果不解決“增長主義”政府傾向，要使各級政府堅守公共利益代表者
福建泉州公安邊防支隊宣講小分隊在漁船上傳達黨的十八大精神的定位，使其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和諧社會建設中充分有效地發揮作用，是比較困難的。
以“放權、分權、限權”為重點優化行政權力結構。為什么這些年盡管政府職能轉變一再成為改革的重點，但是進程緩慢、成效甚微？重要原因之一是行政權力結構不合理。例如，一個綜合部委，既承擔宏觀層面決策與規劃的職責，又負責微觀層面的項目審批，還負責相關的市場監管。這樣的行政權力配置，既難以有效履行核心職能，又容易形成部門利益等扭曲行為。這就需要做到以下幾點。
以增強市場和社會活力為目標實現政府放權。政府要向市場與社會放權，在更大程度和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在激發社會活力的基礎上創新社會管理，由此實質性推進政府職能轉變。
以權力有效制約和協調為目標實現政府分權。在改變經濟總量導向的中央地方關系、建立中央地方公共職責分工體制的同時，通過對權力的有效制約和協調，建立行政范圍內的分權體制。
以權力運行公開透明為目標實現政府限權。實現權力運行的公開化、規范化，有效約束政府自身利益。
盡快形成行政體制改革的行動計劃。
與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有機結合，通過3年左右的時間推動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實現壟斷行業改革、資源要素價格改革的新突破，推動政府經濟職能的轉變。
與加快社會體制改革有機結合，通過3—5年的努力，把部分政府職能交給社會組織和社區自治組織，實現創新社會管理的新突破。
與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總體實現目標相結合，未來3年左右，以服務業營業稅轉增值稅改革為起點，初步形成公共服務導向的中央地方財稅關系，再通過5—8年的努力，建立規范的中央地方公共服務分工體制。
與政治體制改革的實際進程相結合，通過3年左右的時間，全面推進政務公開、財政預算公開，加快推進官員財產公開、司法公開，并以行政范圍內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為重點深化大部門制改革。
未來5—8年的轉型與改革與過去有很大的不同。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推進改革，既需要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協調；也需要地方層面的改革試驗，允許摸著石頭過河；更需要盡快成立中央層面的改革協調機構，出臺中長期改革規劃，合理選擇改革的主攻方向和優先順序，創新改革的推進方式，有序有效地推進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