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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方公路“三亂”現象叢生，媒體推算公路一年罰款2700億元，如果這2700億元真的存在，那真是可怕的數字。2700億元是個什么概念？中國最大的銀行工商銀行，2011年的盈利是2048億元。那么工商銀行有400萬個工商企業的客戶，有兩億多的個人客戶，然4萬多個網點，干一年365天，才能掙到這樣的一個利潤，這還不如罰款罰的多(12月26日央視)。
媒體把公路年度罰款與銀行的年利潤相對比，既能體現罰款數量極多，又能讓公眾對罰款產生更直觀的痛感。也許，輿論針對公路每年2700億元的天價罰款，會把矛頭指向罰款經濟。可以說，國家治理“公路三亂”和超載已有相當長的歷史了，但是越治越超，這其中固然與“以罰代管”的治理模式有關，而更為重要的是，與超載背后的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密切相連。 現在，物流成本“超載”比起大貨車超載貨物嚴重得多。有人曾統計過:一公斤貨物從上海到貴州通過公路運輸需要花費6至8元人民幣，而從上海通過海運運到萬里之遙的紐約卻只需花費1.5元人民幣。從更為宏觀的視角來看，在中國，全社會物流總成本占GDP比重的21.3%左右，而發達國家則是10%左右。
并且，隨著去年7月1日《公路安全保護條例》的實施，我國整個物流成本還會呈直線上升。按照新標準，國內絕大多數的貨車大都不符合要求，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改造更換貨柜箱，改造帶來的成本必定要轉移到運價上，下一輪的漲價很難避免。據權威人士估算，整個公路運輸成本至少上漲20%到30%。
顯然，每年2700億元公路罰款的出現，表象是司機超載以及一些執法者隨意執法，實際上“主犯”是畸高的物流成本。正是物流成本的“超載”，不僅嚴重推高商品的價格，影響到民眾的日常生活，也讓我國治超行動陷入“越治越超”的怪圈。
好在國家層面已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國務院自去年6月起決定從稅收、土地政策、降低過路過橋收費和加大物流業投入等八方面著手，對我國的物流成本進行“治超”。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的推動物流業發展的8項配套措施，被業界稱為物流業的“國八條”。當然，要想治理物流成本虛高，國家唯有出給力的重拳才能見成效。一方面，對不符合法律的物流制度，比如二級公路收費站，絕不能再設時間表，應立即取消，又如有關物流的減稅政策應盡快出臺；另一方面，對落實政策不力的地方政府和執法人員，實行嚴厲的問責制度。唯此，不僅能給物流企業減輕負擔，也能遏制我國經濟“超載前行”。
頗具欣慰的是，今年8月份，在國務院出臺的《關于加強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意見》中擬研究把客貨運車輛嚴重超載、超速等行為列入危害公共安全行為并追究駕駛人刑事責任。希望超載入刑，“罰款經濟”也能壽終正寢，消失在公眾的視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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