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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經濟既有增長動力的不斷減緩，中國必須尋求中等增速條件下的效率改進之道，以存量和增量財富為依托，打破既得利益團體對改革的干擾，通過推進生產要素、收入分配等系統重要性領域的改革以及加快政府自身的改革，構建平等競爭的市場環境和多元化的公共產品服務體系。
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六項主要任務內容，短期內中央希望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來保持適當的經濟增速，在中長期則希望通過加快經濟體制改革，尤其是關鍵領域的改革來防止有水分經濟增長現狀的持續，探索出一種能使經濟保持持續活力的增長機制，以實現有效經濟增長。因此，深刻理解并貫徹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關鍵在于各級各地政府切實轉變經濟增長觀念，切實認識到關鍵領域改革的時間窗口已不容再失，并采取有效措施打造內生經濟增長模式。如若不然，不僅有可能跌入“新興大國陷阱”，更有可能在全球頂尖層面的經濟競爭中輸給主要發達國家。
有人預計，中國新一屆領導集體上任后，會有持續三至五年的投資熱潮，進而拉動未來10年中國經濟年均7%的增長。筆者認為，看明年的中國經濟政策基調，投資還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推手，但決策層早就明白：中國經濟增長的推動力肯定不是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或者說政府主導下的投資與出口。因為剖析經濟增長的內生性機理，即使是有效的宏觀政策，最多也只是刺激經濟增長的誘導因素，本身并不構成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而從資源稟賦和市場空間來看，這些年來，盡管中國的人口、勞動力資源、市場為經濟高速增長提供了可能性和空間，卻始終未能孕育出經濟高速增長的內在動力機制，至多只是形成了某些做大財富蛋糕的基礎性條件。林毅夫主倡的“后發優勢”，現在看來其實也只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一種可能條件。
如果說，從1978年到1997年這20年中，在市場主體發育不健全或投資主體尚未完成制度性轉換時，政府作為最主要的投資主體扮演著經濟增長的主要領導者和推動者是合乎中國經濟發展內在邏輯和國情的，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基本框架確立之后，在民間投資主體不僅有實力而且更有意愿承擔起經濟和社會職能時，政府在本應競爭性的市場領域適時退出，不僅有必要而且日漸顯得迫切。然而，過去15年來，盡管轉變政府職能的改革呼聲不斷提高，但各地方政府依然把追求經濟增長指標作為施政的第一偏好。實際上，這是扭曲了政府應有的服務職能而漠視經濟增長福利效應的短視行為。當國家已經積累了相當的財力，初步具備了建立健全社保體系的基本物質條件之后，有序加快社會保障體系建設，解決收入分配領域的突出矛盾，改變可供民眾分配的最終財富較少以及民眾消費的產品高度市場化的格局，不僅是適應經濟轉型的當然之舉，也是破除制約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瓶頸的配套制度改革。顯然，在這方面的表現尚難盡如民意。
可以說，這些年來，中國在追求快速經濟增長時陷入了增長的迷霧之中，在主要國家之間的經濟競爭越來越集中到對國際經濟秩序主導權以及重要產業控制力爭奪的今天，在普通市場主體越來越重視經濟增長福利效應的今天，簡單的GDP總量排名、經濟增長速度至多具有符號意義。何況預測中國未來10年經濟增長時，一個不容忽視的制約因素是，中國經濟增長基數已超過7萬億美元。從先行工業化國家的增長歷史以及支撐中國經濟中長期增長的基本要素來看，中國經濟若要繼續求得未來10年乃至30年的8%左右的增速，無疑是超高難度命題。即便通過各種途徑實現了高速增長目標，假如增長模式無法實現質的跨越，不僅沒有太多的福利效應，還會導致既有增長模式弊病進一步惡化，跌入成本大于收益的泥坑。
即使是前瞻性很強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最多也只是有效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本身并不構成內生性增長動力。中國經濟要贏得下一個“黃金十年”的增長，就須在直面經濟沉疴的同時，清晰定位政府與市場邊界，營造公平競爭市場環境，約束政府投資沖動，防止對經濟的不當干預，營造條件使經濟增長方式從要素驅動型向消費與創新驅動型轉變。未來10年，如果中國經濟能順利轉型，切實提高增長質量和效益，年均7%經濟增速的福利效應一點也不會比低效率的9%的福利效應差。有鑒于此，中國既要積極提高勞動力、資本積累與全要素生產率，更要盡快啟動系統重要性領域的市場化改革以及構建高水準的公共服務體系，以給資本尋找新的投資渠道和創造新的需求，最終實現政府職能由建設型向服務型轉變。
隨著經濟既有增長動力的不斷減緩，中國必須尋求中等增速條件下的效率改進之道。筆者估計，未來兩個五年規劃期間，中國年均經濟增速有可能保持在7%至6.5%。其實，以中國現有的經濟基數以及要素投入保障條件，能保持這樣的經濟增速已相當不錯了。美、日等發達經濟體在經濟規模達到5萬億美元時，對經濟增速的期待也就在3.5%左右。中國之所以長期以來一直將8%左右的經濟增速視為增長紅線，既是現有政績考核體系約束之下的派生品，也是長期以來并不那么優化的經濟增長模式的低效率與宏觀經濟目標沖突的產物。有鑒于此，切實提高投資質量和資本積累的有效性，將經濟增長的重心轉到更多地依靠技術進步上來，以給資本尋找新的投資渠道和創造新的需求，就成為各級各地政府亟須補課的重要環節。
為此，需要以存量和增量財富為依托，以改善民生福利為目標指引，以打破既得利益團體對改革干擾為抓手，通過推進生產要素、收入分配等系統重要性領域的改革以及加快政府自身的改革，以此構建平等競爭的市場環境和多元化的公共產品服務體系。如此，才可能真正實現財富積累由政府、企業和部分個人向廣大百姓尤其是弱勢群體的適當轉移，藏富于民，并輔之以高質量的教育和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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