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群體事件在中國各類群體中已越來越突出。今年10月，寧波就爆發了一起PX事件，以致市政府鄭重表態：堅決不上PX項目！近年因類似的沖突而被迫取消或緩慢進展的項目，較為著名的還有：廈門PX項目、大連PX項目、上海磁懸浮線、廣州番禺垃圾焚燒廠、天津PC項目、四川什邡鉬銅項目等。這些項目和工程，原是地方政府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推進城市化和現代化、提高GDP而千方百計爭取來的，但卻由于民眾的上訪、“散步”、“購物”、大規模抗議游行甚至發展到群體性事件和激烈沖突，不得不放棄。“PX類沖突”的結果往往是政府、企業和民眾三方共輸：政府權威性公信力受損、前期投入無回報，企業蒙受經濟損失，民眾情感受傷害、就業等發展機會喪失。
如何減少此類沖突造成的損失，如何化解民眾抗爭，對相關沖突進行有效管理，地方政府決策者有必要在落實科學發展觀、推進社會發展的過程中認真考慮。
此類沖突又被稱為“鄰避沖突”。鄰避為
NotinMyBackyard的中文表達，即“不要在我家后院”。鄰避沖突自20世紀70年代初期起開始在歐美發達國家出現。這些沖突是因一些設施的選址引起的，如監獄、焚化爐、核電廠等。這些設施的建設對公共利益有好處，但公布選定的廠址后往往遭到當地居民的抗議和反對。
鄰避設施大致可分為污染性設施（在生產過程中對空氣、水或土壤可能產生污染，如化工廠等），空間摩擦設施（賭場等），不愉悅設施（火葬場、傳染病院等），厭惡性設施（可能會影響附近居民的健康，如垃圾焚燒廠、垃圾掩埋場等），風險集中設施（核電廠等）。
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化加速，相關設施建設的需求增加，同時，民眾對環境的質量要求和維權意識也在提高。這樣，對“PX類項目”即鄰避設施的規劃和建立，就出現了若干理性和非理性的抗爭行為。
鄰避沖突產生的直接原因是對鄰避設施的厭惡。相關設施有利于經濟發展和公共福利，但負面效果卻主要由當地居民承擔；現實中各種鄰避設施災難的發生，加劇了居民的心理恐懼。沖突發生的深層次原因為，民眾環境權益意識的提高和對環境權益的維護；還由于民眾與專家對風險認知的不同，民眾更多是從直覺和感性出發，專家則是從技術和概率出發。居民在決策中的主體地位未受到尊重，是沖突的心理原因。
近年發生過一些較著名的鄰避事件沖突，這些沖突事件有以下特點。
1.相互信任低落
民眾、地方政府、企業等利益相關方存在信任鴻溝。政府對民眾不信任，認為鄰避抗爭是短視、非理性、自私自利的情緒行為，甚至是無賴行徑，其中有些是打著環保的幌子，勒索環保回饋的“環保流氓”。
民眾對地方政府亦不信任。政府公信力的削弱使民眾多傾向于懷疑政府所說的一切。某些地方政府漠視污染問題，在環評中造假。如
2009年廣東番禺垃圾焚燒廠的環評中，由于政府官員、專家和廠商結成了利益聯盟，其環評結果自然得不到公眾認同。近年發生的血鉛超標事件，多源于環評中的“衛生防護距離”造假。浙江德清事件中，500米范圍內的113戶居民被“遺漏”。廣東河源事件的環評報告，將500米內的常住居民129戶400多人的村莊完全忽略。這些現象，使得民眾無法相信政府“控制污染”的承諾。
由于相互的不信任，地方政府往往在項目起始階段進行信息封鎖，廈門的PX項目、上海的磁懸浮線、四川什邡項目，政府不公開信息的做法如出一轍。但民眾一旦得知后，往往出現激烈反應，鄰避沖突一觸即發，三敗俱傷。
2.民眾參與缺位
鄰避沖突還有一個共同點：沖突爆發后才出現彌補性的公眾參與，而事前卻是完全的參與缺位。地方政府認為，項目只要通過了環境影響評估，在政府網站進行公告后就可以開工建設。但是，許多地方政府的決策者沒有意識到，現階段，這種由專家進行封閉式評估，然后告知民眾，甚至以公權力強迫其接受的決策模式已經運轉不靈。由于在項目的論證和決策各個階段，利益直接相關的民眾都被置于事外，情緒性對抗就成了他們的直接反應。
真實有效的環境影響評估可以減少、化解鄰避沖突，只有在公眾相信項目不會造成較大的污染或這種污染在技術的可控范圍內，且政府可以保護民眾免于環境災難的前提下，才會平靜地接受鄰避項目。這就要求環境評估的全過程中實現公眾真正參與。
虛假的公眾參與也難以減少鄰避沖突。四川什邡的鉬銅項目開工前，附近村民收到了村委會發放的“環境影響評價意見表”，表中列出了項目基本情況、項目對當地的好處，但對可能發生的環境風險卻只字不提。
截至2009年底，中國內地已經有13家PX生產企業、16套生產裝置。從廈門遷建的PX項目，也在福建彰州彰浦縣落腳。世界各國的PX裝置也不斷上馬。在現代化、城市化的進程中，PX、PC或相關的鄰避項目的建設是必然的。這就要求我們各地方政府的決策者，不要僅僅充當平息事態的救火隊長，更要重視近年鄰避沖突的經驗教訓，化解和減少沖突。
很多國家和地區的實踐證明，技術緩解和環保補償是減緩鄰避沖突的兩種重要工具。而這些工具能否發揮作用，取決于公眾能否真正參與其中。專家建議，相關決策者可從以下兩方面進行嘗試。
1.有效溝通
民眾的鄰避抗爭來源于對項目的不了解以及對風險不確定性的擔憂，這就要求政府對風險群體進行積極的有效溝通，把“知”的權利給予民眾，將鄰避項目的各種資訊包括收益和風險等告知民眾，從而獲得民眾支持。政府可以通過電視、報紙、廣播和互聯網等媒介進行信息公開，利用社區的公告欄等進行公示，甚至在必要時進行面對面的溝通。
面對高漲的鄰避抗爭和運動，政府往往不愿意主動開放鄰避項目的環評和危害等老百姓關注的信息，但最后不得不面對過激抗爭并妥協，形成惡性循環。2007年以來發生的鄰避沖突事件基本上按同一模式進行：政府宣布項目啟動―民眾抗議―沖突升級―政府妥協―項目延期、遷建或停止。地方政府的決策者并沒有積極吸取其他地方的教訓，甚至為了避免公眾的反對，進一步封鎖信息。而在互聯網時代不可能成功的信息封鎖舉措，更加激化了矛盾。
瑞典比較重視對民眾進行環境風險與核能安全風險等內容溝通。瑞典的核能安全機關與輻射保護局，為了體現政府的透明度和獲得公民的信任，設計了風險溝通模式（RISCOM），主要包括信息透明、風險評估、組織參與和公民參與等內容。過去十余年間，曾有5個歐盟國家借鑒瑞典的RISCOM模式解決核廢棄物等鄰避設施的爭議。
各級地方政府有必要在積極借鑒國外成功經驗的基礎上，構建符合中國國情的有效溝通模式。可以采取信息公開、問卷調查、民意訪談、召開聽證會等方式，加強民眾、專家和政府官員間的溝通交流，防止矛盾激化，化解鄰避沖突。
2.促進民眾參與
如果鄰避設施的選址過程是暗地操作，一旦居民知道自己居住的范圍就是鄰避設備的興建地址時，由于毫無心情準備，在憤怒和驚詫情緒的支配下只會誓言抗爭到底。江蘇無錫東港鎮的村民發現真相，是在建設的垃圾焚燒廠點火試驗時；而廣州番禺的業主直到媒體大篇幅報道后，才知曉身邊將建垃圾焚燒場的消息。這加劇了民眾對政府不信任和恐慌情緒，隨后就爆發了抗議。
要減少鄰避沖突和事件，必須促進民眾的全程參與。不僅要參與環境影響評價、安全評價等環境論證階段，還要參與鄰避設施選址和補償等決策階段，重要的是在鄰避項目的規劃期間參與，而不是在沖突爆發后才參與。
環境論證階段的參與，可幫助民眾真實了解鄰避項目的風險和可能獲得的收益；而參與補償決策，則有可能在反映民眾對補償回饋的真實需求前提下，增加鄰避項目的被接受度。
臺灣地區曾積極推動環保協議書制度，以保證民眾參與鄰避項目的環保補償。此制度要求民眾和廠商之間簽訂環保協議書，就環保補償的內容、方式和年限等作出具體規定。“希望透過社會各界的監督力量，由政府機關當公證人，由工廠和居民簽訂‘不污染后院’的君子協議書”。這種制度雖存在缺陷，但在臺灣宜蘭縣和臺南市已經有成功案例。臺灣注重民眾參與鄰避項目規劃的做法值得學習。
德國采用“共識會議”的方式化解鄰避沖突。地方政府在鄰避設施選址建設前，會與當地居民代表溝通對話，反復討論。而居民可選擇自己信賴的專家主持環評，一同參與設施的規劃、補償等各個環節。雖名為“會議”，但達成共識的時間往往長達一年。盡管在初期付出很高的時間成本，卻較好地解決了鄰避設施的建設問題。
相關數據顯示，中國自1996年以來，環境群體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隨著我國城市化的加快和公民權益意識的增長，可以預見，未來鄰避沖突仍會增加。地方政府的決策者應該擺脫“鄰避無意識狀態”，不再用“不明真相群眾的群體性事件”方法來簡單處理。目前的治理策略只是使鄰避設施的建設陷入困境，鄰避沖突的解決也毫無進步，真正是“欲速則不達”。我們應借鑒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成功經驗，完善應對策略，減少沖突和共輸，實現科學發展，保持社會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