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繼續堅持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不動搖。當前房價的緩慢上升讓人們對新一輪調控充滿了期待，房產稅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自2011年1月28日，上海和重慶兩市開始房產稅改革試點，已經有近2年時間，目前擴大房產稅改革試點范圍的方向已經確定，唯一不確定的只有時間。在全國房價居高不下、購房艱難的形勢下，房產稅作為房地產調控的重要工具，被寄予了很多期待，不少人把房產稅當成壓垮房價的最后一根稻草，實際上這是一個極大的誤解。
房產稅改革根本目的不是為了抑制房價，也不可能抑制房價。開征房產稅會加大房地產保有環節的稅收負擔，降低投資者和投機者的收入預期，但這僅僅是影響房地產市場需求的一個因素，房地產價格的走勢還受到供給和影響需求的其他因素制約。面對房價飛漲，韓國政府2005年開始對價值在9億韓元以上的公寓征收房屋擁有稅、財產稅、綜合地產稅，后來因應形勢的變化，將納稅的標準下降到6億韓元，最后是3億韓元的公寓，但這些措施的出臺并沒有抑制房價快速上漲。從美國等發達國家推行房產稅的情況來看，房價也沒有明顯下降。這是因為在城市化發展過程中，各個國家都不能避免房價長期上漲的趨勢，城鎮化率只有51%的中國更是如此。
任何一項單獨的改革都不可能解決改革開放以來遺留和新出現的諸多問題。若將一項改革賦予過多的意義、抱過大的期望，則很可能違背了改革的初衷，甚至引起改革方向的偏離。房產稅和房價其實是沒有關系的。房產稅改革是財稅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主要意義在于根據房地產市場的變化，對房產稅制不斷進行調整和完善，構建一個完善的房地產稅收體系，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平穩發展。畢竟，國家經濟發展、地方財政穩定、百姓住房條件改善都離不開房地產市場的繁榮穩定，房產稅是最能在三者之間取得平衡的房地產調控工具。
房產稅在房地產的保有環節征稅，是中性的直接稅，由房地產所有人或持有人負擔且較難轉嫁，因此可增加房地產投機與投資的持有成本，降低房地產投資的收益率，因而可以成為房地產降溫的工具；房產稅的稅率一般較低，對房地產業的沖擊不像房地產調控的行政手段那么強烈且立竿見影，因此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也相對更小，但是因其可長期持續存在，所以是一個極好的立足長遠的調控工具；房產稅的稅基廣，所有的房產與土地皆可成為其征收對象，因此調控的范圍最廣也最深入；房產稅的開征能給地方政府帶來充足的稅源，替代因房地產業發展降溫帶來的土地財政損失，不會過分刺激地方政府的利益，因此能獲得地方政府的支持。
從上海、重慶兩地試點情況來看，房產稅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第一，試點城市住房市場供給增加明顯，盡管需求減少并不顯著；第二，結合對供給和需求的影響來看，住房市場價格的過快上漲總體上得以控制；第三，對優化當地的住房市場結構有一定積極意義。之所以存在這三方面影響，其原因歸結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任何一項新的政策達到其最初設計的目的，都要有一定的時間才能產生作用；其次，由于剛開始進行試點，政策并沒有太過于嚴格，所以產生效果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再次，只在試點城市進行，而全國房地產信息聯網系統尚未建立，會導致資本轉移，避開房產稅征收范疇；最后，新政策的實施往往在心理上的預期效應要大于實際上政策所發揮的效應。
但是從上海、重慶兩地試點的情況中，也暴露出了一些問題：一是兩地的征收范圍過窄。從兩地試點看，主要針對的是二套以上新購房和高檔別墅等增量房，而這些業主屬于富裕人群，對稅收并不十分敏感。比如上海方案，不追溯以往，個人之前無論擁有多少房產也無需納稅，起不到調控功效。要使房產稅真正發揮出功效，從增量房向存量房過渡將是必然趨勢。二是稅率偏低。從兩地方案來看，重慶較為苛刻，而上海較為緩和。兩地確定的最高稅率不超過1.2%，絕大多數納稅情況適用稅率在0.4%至0.6%。而在房價依然堅挺的時期，低稅率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轉嫁性，使房產稅的征收力度偏小。所以房產稅收入用于廉租房、保障房建設的美好預期可能無法實現。三是立法層級有待提高。目前兩地試點的方案都是依據國務院第136次常務會議的精神制定，而與現行房產稅暫行條例中“非經營房產不征稅”的規定相沖突。如果一直沒有堅實可靠的法律支點，勢必造成今后征收工作的障礙，所以房產稅的立法問題必須提上議事日程。
在中國實施房產稅改革，是完成經濟社會轉型與現代化的必要制度建設，我們必須充分肯定上海和重慶房產稅改革試點敢為天下先、打開局面的重要意義和作用。雖然房價也許并不會因為局部試點應聲而落，但開征房產稅后，它會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房地產市場泡沫，促進平穩發展，不致頻繁大起大落而造成對社會生活的負面沖擊。只有試點城市在稅制設置和征稅機制方面取得經驗，并且能讓普通居民了解房產稅對合理的自住需求基本沒有影響，主要針對投資投機性需求，那么房產稅改革擴容就有了堅實的群眾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