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12月7日閉幕的多哈氣候大會未取得多少實質性進展，但碳交易和碳金融在全球快速發展是本世紀的大趨勢。預計我國的碳交易和碳金融市場也會經歷一個長足發展過程。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建立資源節約型與環境友好型社會的背景和潮流下，能源約束進一步趨緊，更多企業會主動關注節能減排技術，會參與碳交易市場建設。
我國是最大的CDM項目供給國。按照《京都議定書》，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在2012年前無須承擔減排義務，在我國境內所有減少的溫室氣體排放量都可以按照CDM機制轉變成核證減排單位，向發達國家出售。我國目前是CDM機制中二氧化碳核證減排量最大供給國，占到市場總供給的70％左右。而在原始CDM和JI項目需求結構中，由于
《京都議定書》規定歐盟在2012年底前溫室氣體減排量要比1990年水平降低8％，而且歐盟對碳排放實施嚴格配額管制，因此歐洲國家需求量占據總需求的75％以上。日本也有約五分之一的需求份額。據世界銀行預測，發達國家2012年完成50億噸碳減排目標，其中至少有30億噸來自我國市場供給。
碳金融市場處于發端階段。我國目前有北京環境交易所、上海環境交易所、天津排放權交易所和深圳環境交易所，主要從事基于CDM項目的碳排放權交易，碳交易額年均達22．5億美元，而國際市場碳金融規模已達1419億美元。總的來說，我國碳治理、碳交易、碳金融、碳服務、以及碳貨幣綁定發展路徑尚處發端階段，我國金融機構也沒有充分參與到解決環境問題的發展思路上來，碳交易和碳金融產品開發也存在法律體系欠缺、監管和核查制度不完備等一系列問題，國內碳交易和碳金融市場尚未充分開展，也未開發出標準化交易合約，與當前歐美碳交易所開展業務的種類與規模都有相當差距。
碳金融市場發展前景廣闊。我國正在實施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建立“兩型社會”的發展戰略，過去“三高”（高投入、高能耗、高增長）的粗放型發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續性，必須轉化為“兩低一高”（低投入、低能耗、高增長）的集約型發展模式。同時，我國政府高度重視碳減排責任和義務，在哥本哈根會議上，我國政府鄭重承諾：到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這種承諾體現了我國加強碳治理的責任感和大國風范，也充分表明我國大幅減排溫室氣體的決心。按照這一目標，未來幾年內我國碳交易和碳金融有巨大的發展空間。特別是，我國區域、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極不平衡，這也為我國在積極參與國際碳金融市場的同時，創設國內碳交易和碳金融市場創造了條件。
我國碳金融市場缺位使得碳資產定價權缺失。我國關于碳資產定價權的缺失嚴重影響我國企業的經濟利益。對于發達國家而言，能源結構的調整、高耗能產業的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都需要較高成本，溫室氣體減排成本在每噸碳100美元以上，而在我國進行CDM項目投資，減排成本可降至20美元。尤其是，碳金融中介市場處于起步階段，這就沒有發揮金融在風險評估和管理以及價格發現的功能，也使得我國只能被動接受歐美碳資產的單向報價，據世界銀行統計數據，工業化國家2007年溫室氣體排放額度外購需求量為3億噸左右，均價在15－20歐元區間。我國作為最大碳排放權供給國，出售價格遠低于這個價格區間，我國目前碳交易價格維持在10歐元左右。有的項目甚至更低，如2006年7月，意大利碳基金通過世界銀行以每噸不低于6．25美元的價格分10年時間從南鋼股份購買了約65萬噸二氧化碳減排量；為防止我國碳資產被
“賤賣”，發改委出臺了每噸CDM項目二氧化碳8歐元的最低限價；寶鋼股份2007年1月出售給瑞士信貸國際集團和英國瑞碳有限公司的二氧化碳減排量也只略超10歐元；2009年6月我國出售給歐盟買家的CERs現貨價格為11歐元；盡管國際市場上碳排放價格在2009出現了下降，但在歐盟內部配額市場，一噸2014年12月到期的二氧化碳期貨價格仍達19歐元。
事實上，由于我國沒有形成自己的碳金融市場，我國碳資產的定價權掌握在歐美需求方，我國供給的CERs被發達國家投資機構購進后，經過包裝，開發成為價格更高的金融產品、衍生產品及擔保品，賺取豐厚的利潤。
單一的CDM供給與低成本減排領域使我國處于低端市場。
2012年前，我國在碳交易市場主要是CDM項目CERs的供給，2012年后，我國碳排放就須承擔一定責任。據世界銀行報告，我國已是第一大碳排放國，隨著我國碳減排承諾的逐步兌現，我國在未來極有可能成為碳排放權進口國，而那時碳排放權的購買價格極有可能比現在出口價格高許多。而且，我國處于碳交易的低端市場還表現在減排產品多集中于低層次的減排領域，使得我國碳排放產品成為受制于國外企業需求的買方市場。我國現有的CDM項目主要集中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節能和提高能效類型項目，此類項目減排成本低，投資力度小，技術穩定，收益預期高，多為國外投資者熱衷投資項目，而對于減排成本高、技術復雜、投資多、受益期長的項目，如垃圾焚燒發電、造林和再造林、HFC－23分解消除項目卻極少投資，根據中國清潔發展機制網相關數據，這些項目占總項目比例低于1％，而能源類和提高能效類項目卻占95％以上。特別是，2012年后京都議定書框架的不確定性、歐盟碳交易體系第三階段
對CDM項目合格性的限制、漫長的等待期與高額的交易成本都使CDM交易規模呈現下降特征，因此我國開展國內碳交易和碳金融市場更具有前瞻性和緊迫性。
開發碳金融市場對我國金融機構和金融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碳金融的標的物是一種虛擬產品，交易規則嚴格，開發程序復雜，銷售合同多涉及境外客戶，合同期限長，風險評級技術要求高，非專業機構難以勝任碳金融項目的開發和執行能力。如清潔發展機制或聯合履行機制都涉及減排單位的認證，若減排項目無法獲得認證則導致交付風險，會降低投資預期收益。為保證項目對投資人的吸引力，既需要熟悉減排單位需求國和具體項目所在國的認證標準和程序，了解有關國家的政策和法律；同時，還需要對交付風險和政策風險進行評級并提供擔保，這樣的綜合性金融機構和復合型人才在目前我國是十分稀缺的。
而且，我國金融市場發育不充分既限制了碳金融的有效銜接和發展，同時也欠缺對風險要求更高、專業服務能力更強、涉外服務水平更專業的金融服務人才。總的來說，我國還沒有建立有效的碳金融交易制度，更沒有建立國內碳交易市場，也沒有創建碳交易平臺，碳基金、碳期貨、碳證券等各種碳金融創新產品更是沒有開發，這就使得碳交易市場缺乏合理的利益補償機制，也沒有充分發揮碳金融對于碳資產的價格發現和風險管理功能。而在低碳節能環保領域，我國與發達國家差距甚微，基本處于同一起跑線上。
欠缺參與激烈競爭的思想準備和國家戰略。碳金融具有寬闊的潛在增值空間，國際金融機構對該領域的創新和競爭也會越來越激烈。從目前市場開發程度來看，歐盟國家先行先試，暫居市場領先，如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U
ETS占全球碳交易額的四分之三以上；EU
ETS掌控著EUA期貨、期權的定價權；而且倫敦作為全球碳金融中心之一地位已經確立。美國國內雖沒有形成政府規制嚴格的碳配額交易市場，但2008年美國東北部及中大西洋各州組成區域溫室氣體減排行動（RegionalGreenhouse
GasInitiative，
RGGI）形成自愿減排單位（VER），目前RGGI已是全球第二大配額交易市場。
特別是美元作為最主要計價貨幣和儲備貨幣，美國開發和參與國際碳金融市場作用和地位日益凸顯，美國金融機構基于芝加哥氣候交易所和區域溫室氣體減排行動RGGI可以較為便利開發出碳金融產品，做大碳金融市場。國際碳金融市場交易主體基本為歐美金融機構，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家近些年也推出一些碳金融服務和產品，以加入國際碳金融市場的競爭。如日本利用其先進的碳減排技術，并在日本碳交易所采用日元計價。澳大利亞可基于NSW交易平臺來開發碳金融市場。各國都在積極構建自己的碳金融市場；各國似乎都在關注碳貨幣發展戰略，即積極通過將主權貨幣與碳交易、碳資產、碳金融綁定來提升貨幣的國際地位。
歷史上，與國際大宗商品、尤其是能源的計價和結算綁定往往是貨幣崛起的出發點。在當今碳相關資產將成為全球最大宗商品時，在碳金融領域無所為的貨幣會被進一步邊緣化。碳貨幣的主導權似乎成為各國發展戰略爭奪的制高點。我國應該積極開發以人民幣計價的碳金融產品。我國金融機構也不可坐等學習機會和實踐機會，而應積極開展碳金融產品開發，在實踐中積累經驗，培育人才隊伍，真正實現“干中學”發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