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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屆中央領導履新，思路決定中國未來方向。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城鎮化”首次單獨列為主要任務，進一步凸顯出這一“中國發展的大戰略”的重要性。
從某種程度上說，工業化創造供給，而城鎮化則“制造需求”。不僅是人口進入城鎮后的消費需求，還有龐大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和住房建設需求，這是巨大的“累積效應”。有經濟學家估算，我國城市化率提高1個百分點，能帶動居民消費總額增加1200億元。培育得當，城市化將成為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超過50%，被視為“中國社會結構的一個歷史性變化”。不過，數字背后有隱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公報顯示，截至2011年，2.5億農民工參保者不足1/5；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農民工城鎮自有住房擁有率僅為0.7%。
一系列新聞事件，也佐證著這樣的數字。從鄭州到大連，連續發生農民工在城市中凍死的事件；農民“被動上樓”、耕地“占優補劣”，不時引發爭端……城鎮化，絕不僅僅是數字的增長。
正如中央領導同志所說，“城鎮化不是簡單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積擴張，而是要在產業支撐、人居環境、社會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實現由‘鄉’到‘城’的轉變”。低質量的城鎮化，根源在于缺乏系統性配套。從土地制度到戶籍管理制度，一系列限制讓高速經濟增長之下自發的城鎮化，成為一種稍有些跛腳的城鎮化。
城鎮化是現代化的應有之義和基本之策。發達國家的城鎮化率，一般在75%—80%，甚至更高。中國的城鎮化，依然有著廣闊空間。不過，未來城鎮化的躍升，不僅是量的積累，更應是質的變革。正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要求，應該“著力提高城鎮化質量”。
“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有制度的改革，才有城鎮化巨大紅利的釋放。高質量的城鎮化，只能通過進一步市場化改革來完成，讓要素自由流動，最大限度地優化資源配置。形成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才能完成土地資源的集約利用和高效配置；打破二元結構的戶籍堅冰，才能形成一個更健康、更合理的人力資源市場；而金融產品和服務的創新，也能為進一步的城鎮化提供更多資金支持。
在這一過程中，政府需要做的，是將合理的頂層設計與積極的末端治理相結合，為城鎮化造就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環境，避免與民爭利、公益缺位、功利上位等現象的出現。
中國正站在發展的十字路口，有人看好，有人唱衰。不可否認的是，潛力巨大，挑戰也巨大。從“劉易斯拐點”到“中等收入陷阱”，許多險灘需要突破。在這樣的情況下，尤其需要尋找自身蘊藏的巨大潛力。城鎮化的推進，或可成為一個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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