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已經結束，中國經濟政策將會發生重大的變化，特別是住房市場政策調整更是如此。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強調，要繼續堅持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不動搖。住房市場的重要性，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新一屆中央常委集體與媒體見面時指出的那樣，中國未來經濟發展就在于民生性，就在于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民眾過上好的生活。
政府的經濟政策需在教育、就業、收入分配、醫療社會保障、住房、環境等方面從中低收入民眾的利益出發，以此來保障弱勢民眾的基本利益。因此，政府重大的經濟改革，不僅關系到當前經濟增長走勢，也關系到未來幾年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能否長治久安。特別是住房政策不僅是涉及千家萬戶的基本權利與利益，居住權也是民眾最大民生。如果住房市場仍然沒有一個明確的發展目標，那么絕大多數民眾的利益無法得到保護。因此，通過新的房地產政策重大調整，改變當前中國房地產現狀，既讓住房市場成為民眾改善其居住條件的市場，也讓住房市場成為經濟發展之動力。對住房政策的重大調整，既是十八大后中國重大經濟改革第一個切入點，也是檢驗新政府的人民性與經濟政策民生化的試金石。
因為，無論是從前十年中國經濟發展的情況來看，還是從未來城市化為中國經濟增長之動力來看，住房市場問題不僅是國人最為關注的焦點，也是關系到絕大多數民眾利益的頭等大事。可以說，前十年的中國住房市場，是以支柱性產業帶動了中國經濟增長，以“房地產化”推動了GDP的快速上升，但是由于該市場沒有把住房的投資與消費嚴格區分，以及把絕大多數人的居住權作為第一要務，從而使得現有的房地產政策把中國住房市場帶向一個投資投機為主導的市場，帶向了把住房作為賺錢的工具。在這種情況下，不僅把住房市場房價快速推高，把絕大多數人的住房消費需求擠出市場，而且把房地產泡沫吹大。可以說，在這個高房價的市場，不僅影響了企業投資取向及資源流向，妨礙了產業結構調整，造成了嚴重的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增加了金融體系的風險等。這樣住房市場給整個社會帶來了一系列嚴重的經濟與社會問題已經是無可復加了。
因此，十八大后中國住房市場就得走出當前把住房市場當作賺錢工具及高房價的扭曲發展之路。就得從2010年所公布的國十條基本精神出來，從根本上確立中國住房市場發展的之宗旨，從根本上改變當前中國房地產業的基本性質，要讓房地產市場轉變到居住功能上，讓中國房地產市場成為保證及改善居民居住條件的市場，而不是投資炒作賺錢工具。住房市場就是一個民生市場。而住房市場的民生性既決定了中國房地產市場未來的發展方向，也將改變現在及未來房地產市場的基本政策及房地產市場的利益關系。只有這樣前十年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弊病將被逐漸掃除，房地產市場的毒瘤將被不斷切除，房地產的利益關系也會發生根本性調整，整個中國完全依賴房地產市場的GDP增長模式也會改變。這樣民生化住房市場才是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的市場，才是保證中國經濟協調發展的市場。
而要實現住房的民生性及住房市場性質上的轉型，政府就得對當前住房市場有一個正確的判斷，就得對當前與住房市場相關的土地政策、財政政策、信貸政策、稅收政策及住房保障政策進行重大的制度改革。
首先，對當前住房市場之判斷，政府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雖然堅決，但目前仍然是投資與投機為主導的市場，住房市場價格還沒有得到調整或回歸理性。在這樣的市場背景下，政府對住房市場更多的是預期管理，而地方政府則通過些許政策來左右住房市場預期、房地產開發商等既得利益者則通過言論來控制市場預期等，從而使得住房市場調控幾年房價就是得不到調整。因此，十八大后的住房政策就是給市場一個清楚明確預期，堅決打擊住房投資炒作，去除住房賺錢功能，并且政府對住房管理逐漸地隨市場轉型而轉向供求管理而不是現在就是強調供求管理。
其次，改革當前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比如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只有所有權與使用權而沒有轉讓交易權及剩余索取權，而國家所有的土地才可交易轉讓。可以說，正是這種不合理的法律制度成為地方政府掠奪農民利益根本所在。因此，對中國住房市場的土地制度改革，一是要讓全國所有的土地權能合一，而不是分離，都可交易與轉讓。但是對于國有土地，其出讓金不能歸地方政府所有，而是要建立起全國性土地基金為全國人民所有。土地基金的收取與使用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財政預期決算來進行。地方政府的財政支付則更多的通過征收物業稅的方式來進行（這是現代國家的國際慣例）。如果通過財政及稅收制度改革切斷了地方政府對土地出讓金的依賴，這樣才能讓國家的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在地方執行與落實，地方政府也有積極性來征收住房市場各種稅收。
第三，要實現住房市場的民生性，就得對當前的住房市場有一個嚴格清楚的分割。既對住房的投資性、住房的消費性、保障性住房等用政策作出一個嚴格的區分。三者的比例最好是20：70：10。即把投資性住房其規模限定在20%范圍，主要各種商業住房、住房信托投資及高端住房投資等；而保障性住房范圍保證10%的范圍，否則國家財政沒有能力建造。其余的就是消費性住房市場。
要對這些住房市場作出嚴格區分，發達國家有不少現成的法律與經濟杠桿，無論是差異化的信貸政策還是各種住房的稅收政策，都是十分好的經濟杠桿。比如香港及新加坡，對住房市場的投機炒作所使用的住房稅收政策，手起刀落，從而讓房地產投機炒作者擠出市場。因此，十八大后中國住房市場，要想真正成為消費為主導的市場，就得通過差異化的信貸政策及嚴格的住房稅收政策來落實，而不是如當前這樣政府用行政干預。對于住房市場投機投資事前限制與事中和事后限制政策，要從最為便利政策出臺為起點。不要在房地產政策的推出上猶豫不決。還有保障性住房不是大造，而是根據政府財力限制在一定范圍內，解決住房民生性主體是住房市場的消費性。
最后，還得對當前國內住房統計指標體系進行重大調整，當前國內住房統計指標體系不科學、不規范、不公開透明等，已經成了誤導政府對住房市場判斷與決定重要原因。因此，十八大后，政府要對當前國內住房統計指標體系進行全面的重大改革。讓這些信息真正成為政府、企業及民眾判斷與決策的重要工具。
總之，十八大后，城市化是未來經濟增長之動力，而住房市場發展又是城市化的主要內容。但是十八大后，中國住房應該是一個改善民生的市場，而不是宏觀調控及賺錢的工具。要讓中國住房市場成為一個民生市場，就得從根本上確定住房市場發展宗旨，即生產安全舒適絕大多數民眾有支付能力的住房。而達到該目標就得對當前中國土地制度、住房稅收制度及信貸制度及住房信息體系等進行重大改革，以保證住房市場消費性這個宗旨得以實現。這就是國人對十八大后住房政策的一些期許，也是十八大后中國經濟能否持續穩定發展的關鍵。